aniuge001

·王鳌《百姓足，孰与不足》（论语·颜渊）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
告哀公。
　　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诚能百亩而彻，恒存节
用爱人之心，什一而征，不为厉民自养之计，则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民财所有，不
尽于聚敛。
　　间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育者无忧矣。
　　田野之间，如茨如梁，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
　　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
　　吾知
　　藏诸闾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
　　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廪，而后为吾有也。
　　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
　　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
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
　　饔飨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
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
　　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
　　


·费宏《君子不重则不威，学而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
而）


　　君子之于学，贵有其质而必尽其道也。
　　盖质非威重，所学必不能固也。然道或未尽，亦岂能有成哉?
　　昔圣人之意若曰：君子以自修为学，而必以威重为先。
　　若言动之间，浮薄轻佻，既不足于厚重；
　　则应酬之际，粗率慢易，亦不见其威严。
　　虽曰学以明善，吾知其若存若亡，未必服膺而勿失也；
　　虽曰学以复初，吾知其随得随失，未必力行以求至也。
　　盖轻乎外者必不能坚乎内，有其质者斯可以从事于学矣。
　　学之道奈何?
　　惟诚乃善之基也。存诸心者，必忠信是主，不矫伪而无物焉；
　　惟伪乃恶之门也，发于事者，必忠信是主，不欺诈而无实焉。
　　取友所以辅仁，友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矣，故所友必求其有益，岂可泥交而苟合
乎?
　　改过乃能入德，过而惮改，则恶长而善微矣，故有过必勇于自治，岂可畏难而苟安
乎?
　　此皆学问之道所当自尽，而威重之质所由以成者。君子其亦知所务哉!
　　圣人论学，内外相须，而其功不可缺；终始相因，而其序不可乱，可谓密矣。
　

　
·王守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圣人于心之有主者，而决其心德之能全焉。
　　夫志士仁人皆有心定主而不惑于私者也。以是人而当死生之际，吾惟见其求无惭于
心焉耳，而于吾身何恤乎？
    此夫子为天下之无志而不仁者慨也，故言此以示之。
　　若曰：天下之事变无常，而生死之所系甚大。固有临难苟免，而求生以害仁者焉；
亦有见危授命，而杀身以成仁者焉。
    此正是非之所由决，而恒情之所易惑者也。吾其有取于志士仁人乎?夫所谓志士者，
以身负纲常之重，而志虑之高洁，
    每思有植天下之大闲；所谓仁人者，以身会天德之全，而心体之光明，必欲有以贞
天下之大节。
    是二人者，固皆事变之所不能惊，而利害之所不能夺，其死与生有不足累者也。
　　是以其祸患之方殷，固有可以避难而求全者矣，然临难自免，则能安其身而不能安
其心，是偷生者之为，而彼有所不屑也。变故之偶值，固有可以侥幸而图存者矣，然存
非顺事，则吾生以全而吾仁以丧，是悖德之事，而彼有所不为也。
　　彼之所为者，惟以
　　理欲无并立之机，而致命遂志以安天下之贞者，虽至死而靡憾。
　　心迹无两全之势，而捐躯赴难以善天下之道者，虽灭身而无悔。
　　当国家倾覆之徐，则致身以驯过涉之患者，其仁也！而彼即趋之而不避，甘之而不
辞焉。
    盖苟可以存吾心之公，将效死以为之，而存亡由之不计矣。
　　值颠沛流离之余，则舍身以贻没宁之体者，其仁也！而彼即当之而不慑，视之而如
归焉。
    盖苟可以全吾心之仁，将委身以从之，而死生由之勿恤矣。
　　是其以吾心为重，而以吾身为轻。其慷慨激烈以为成仁之计者，固志士之勇为而亦
仁人之优为也。
    视诸逡巡畏缩而苟全于一时者，诚何如哉？
　　以存心为生，而以存身为累，其从容就义以明分义之公者，固仁人之所安而亦志士
之所决也。
    视诸回护隐伏而觊觎于不死者，又何如哉？
　　是知观志士之所为，而天下无志者可以愧矣，观仁人之所为，而天下之不仁者可以
思矣。


　　
·陈子龙《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


　　无后世之名，圣人之所忧也。
　　夫一时之名，不必有也，后世之名，不可无也。故君子不求名，而又不得不疾乎
此。
　　夫子若曰：好名者，人之恒情也。故下士求名，人亦不得以为躁，但我恨其急一时
之名，而非千秋万世之名耳。
    若君子则知所以审处于此矣。
　　以为一时之名，自我为之，而其权在人，苟我之聪明才力，注乎名则有名，而皆倚
人以为重，盛与衰我不得而知之，而此名而名者也；
　　千秋万世之名，自人为之，而其权在我，苟我之聪明才力，注乎名未必有名，而常
修己以自立，高与下我将得而定之，此名而实者也。
　　名而名者，无之在于未没世之前，君子岂可以徒疾乎？
　　名而实者，无之在于既没世之后，君子岂得而不疾乎？
　　人之生也有爱有僧，故有幸而有名者，有不幸而无名者，至于身没之后，与其人不
相接，则不可曰爱憎之所为也，而寂寂者竟如斯，则将何以自异于里巷之子耶？人之生
也有失势有得势，故有幸而无名者，又有不幸而有名者，至于身没之后，与其时不相
及，则又有非得势失势之可论矣，而泯泯者遂如斯，则又何以自别于草木之俦耶？
　　人之贵乎荣名者，贵其有益生之乐也；君子之贵荣名者，贵其有不死之业也。死而
无闻，则其死可悲矣；死而可悲，则其生更可悲矣。是以君子抗节砺行，唯恐不及耳。
人之以为没世之名者，是我身后之计也；君子以为没世之名者，是我大生之事也。死而
无闻，则其死不及忧矣；死不及忧，则其生大可悲矣。
    是以君子趋事赴功，惟日不足耳。
　　人但见君子之为人也，誉之而不喜，毁之而不惧，以为君子之忘名也如此，而不知
有所甚不忘也；
    不大言以欺人，不奇行以骇俗，以为君子之远名也如此，而不知有所甚不远也。
　　盖有大于此者而已，有久于此者而已。若夫营营于旦夕之间，是求速尽者也，好名
者岂如是乎？

aniuge001

为方便板油们，顺便把有关八股文的东西也贴一点在后面

 

 

八股文

 

也称“时文”、“时艺”、“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 八股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组成部分。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条详细说明了八股文的起源、格式和演变情况：“‘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明宪宗)成化(1465—1487)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并密，恐有借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 又称时文、制义或制艺。八股文滥觞于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文体并无规格。元代科举考试，基本沿袭宋代。明代洪武元年（1368），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不过写法初无定规。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此后一直沿用下来，由明中期而泛滥整个清代，直到戊戌变法后，才随着科举考试的停止而废除。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开端。“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主要据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八股文注意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死板，无自由发挥的余地。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 八股文的产生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历代学者多数认为，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经义后来吸收了南宋以后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八股文体，成化以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遂演变成为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

aniuge001

不容讳言，八股文在历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败坏了读书种子。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磨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灵•拟题》)。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有人认为，明代亡国，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疾俗之忠言也。”(见吕留良《东庄诗集•真进士歌》自注)甲申之变，崇祯自缢，这一仪状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谶语。

其次是它缺乏实用的价值。八股文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只能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别无它用。像归有光，既是时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虽然二者同样当行出色，但是人们唯独记得他“直据胸臆，信手写来”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抒情记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样绝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门知县书》)。因为八股文缺乏实用的价值，所以一经赶下历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诗赋，当不再被用作考试工具时，仍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当今犹未衰竭。诚然，八股文也间曾有过实用的个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触及到时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抒风月之情怀，像近人杨度《“颜渊季路侍”章》写共产主义者理想，都不过是个别士人的偶尔笔触，或个别才子的一时逸兴，终至成为历史的绝响。

三是它形式主义严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诸如怎样破题、承题、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转、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繁琐的程文格式，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闲半步。顾炎武《日知录•程文》指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后来有人对这种程文烂调，仿墨卷作比语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廷?”只求形式，了无内容，架床叠屋，时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题了无新意。《四书》《五经》总共只有那么多字数，那么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题目呢?数百年里，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作过了题目，都被无数的士人做烂了，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两截，以至长或短、有情或无情截搭题，等等难以枚举的命题门法，斩头去尾，语句不通，张冠李戴，乱点鸳鸯，无奇不有。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感叹道：“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咸丰年间，俞樾为河南学政，割裂《论语》“异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阳货欲见孔子”，出无情截搭题《君夫人阳货欲》，语涉轻薄戏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题《王速出令反》，言若谋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检举，又事出咸丰时期，文网已不是那么严密，只怕人头都得落地了。

是不是说八股文就一无是处了呢?也不尽然。

首先，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薰陶。他们浸淫于《四书》《五经》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了人生的言行准则。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也写下知识分子史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而士人前仆后继，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不说方孝孺、于谦、海瑞，其高风亮节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黄道周、金声、杨廷枢、陈子龙等人，临危授命，大义凛然，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满人入主中原后，极尽怀柔之能事，而顾炎武不事二姓，归庄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方以智削发为僧，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不可否认，都有着儒家经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方苞《四书文》凡例说：“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际的时文大家无不经过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达到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这一理论和实践，对一切文学创作都不无启迪的意义。汤显祖、徐洪祖、吴承恩、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不能说他们创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记》《西游记》和《红楼梦》时，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确，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朱光潜也有着这个方面的体验，他从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见《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再次，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刘知几《史通》论及文章的精纯云：“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文在这个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在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数，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读了半天还未切入正题，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对他施以廷杖。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也曾提出，“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明清两代，长文极为罕见；就是抒情叙事，也都玲珑剔透。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时，可谓并非偶然。

复次，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比如楹联的成熟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传五代孟昶的春联，仅是撷取五言近体诗中的一联。楹联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它的长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开创了楹联的体制。所以，明清两代八股盛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为大观，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虽说政事、军务旁午，仍不失为个中斫轮老手。再，清季的所谓“诗钟”，又是从其破题滥觞而来，这里就不多论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长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还在宣扬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前者带有时代的色彩，存而不论；就其后者而言，翻开历史，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顾炎武《日知录•程文》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至今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