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来了。
百日前，这个最富争议的江苏省行政官员就职昆明市委书记。
这无论对仇和还是昆明都是一次考验。考验快、狠、无私的仇和式行政风格是否会在昆明水土不服。因为正如昆明市长张祖林所说，“昆明的干部有时有点儿像昆明的天气，温柔或者是有一点温吞。”
1月17日，昆明的城乡建设、滇池治理、工业招商和城中村改造四大战役全面打响。随后，教育、医疗改革文件下发各局办，为这两领域的民营化改造经营氛围。市长开始在每月20日接待市民，市区县级所有领导的电话予以公开。
市长热线办公室的一工作人员说，现在他上厕所都是一溜小跑。
对于急如闪电的仇和行政，社会有赞有弹。
昆明多数干部和学者都沉醉于新政的新气象中。而昆明外部的专家学者则在质疑，政府是否应该涉水招商；公务员超负荷加班有违公务员法；过于强调“人治”的行政改革是否能长久。
面对外界评价，仇和在2月14日的一次大会上表明态度，“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
4月5日，距离去年12月28日仇和就职昆明市委书记刚满百日。在这100天中，仇和的影响力已通过各级政府机关，传达至黎民百姓。
东风广场晨练老人的聊天内容是仇和；律师王松和网友讨论最频繁的是仇和诸多新政；开出租车的李师傅则感到夜间警察保安多了，“以前基本上每天都有出租车抢劫案”；“昆明的温水一下子被烧成了热水”，昆明的一名政府官员说，“仇和的到来，让昆明整座城市动了起来。”
刮了三个月的旋风
仇和提出“河长制”治污，他本人任盘龙江河长，市长任新宝象河河长
仇和是个闲不下来的人。他以自身的高效率带动昆明这座温柔似水的城市。昆明市长张祖林曾对媒体说，仇和每天起码工作有十一二个小时。
仇和于去年12月28日发表就职演说后，用了20天在各领域做调研。
1月17日，仇和新政中最具分量和规划框架出台，三个指挥部、一个领导小组成立。它们分别涵盖四个领域：城乡规划建设及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滇池治理、工业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和城中村改造。
这四个领域都是昆明长治难愈的顽疾。仇和亲自担任指挥部“政委”。
“滇池清，昆明兴”，这是民间对滇池作用的描述。而滇池在八十年代就已是劣五类的湖水了。在长久的治理中，一直没有显著变化。
仇和在今年元旦期间，就在昆明市环保局进行调研，提出了“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新观念。
1月5日，仇和到建设中的第七污水处理厂了解情况，当听闻污水处理厂的处理等级要到2012年才能提升到一级A标准时，仇和说：“不行，怎么要那么久？一定要在‘十一五’期间完成。”
仇和宣布，在太湖治污中行之有效的“河长制”将被引入滇池治理，入湖河道流经区域的党政一把手要对辖区水质和截污目标负总责。
盘龙江河长仇和，新宝象河河长张祖林，大观河河长杨远翔，金汁河河长李培山，新运粮河河长田云翔……
如今，滇池流域主要入湖河道正式明确实行综合环境控制目标“河(段)长负责制”、对滇池沿岸一级保护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则实行“湖长责任制”。
让村民拆一次，富一截
“一旦发生地震，城中村将成为坟场”，仇和提出5年改建336个城中村
一位政府官员非常惊叹仇和的速度，他说，在仇和来之前，关于城中村的提法是整治，但由于各方利益纠葛，一直停留在讨论上。仇和一提出就有明确的时间表，5年内改造重建336个城中村。
仇和刚到昆明，去地震局调研，他在会上说自己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昆明就坐落在地震带上。“一旦昆明发生地震，那昆明的城中村将成为坟场”。
昆明城中村大约有17平方公里，大都在城市中心，里面住了110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超过6万人。有的楼相距间距极小，被称之为接吻楼或者握手楼。
“从2006年开始，市委、市政府已在做城中村的工作了，”陈勇说，当时的主要做法是限高和拆违。
陈勇是市政府办公厅秘书长，也是此次城中村治理领导小组副组长。
他说拆违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倒是不断的有人在加盖。去年7月，日新村中的一个楼房加盖到了12层，并安装了电梯，被戏称为城中村第一高楼。这座楼于3月14日被拆除，被喻为对城中村彻底整治的一个象征。
但在很多市民看来，敢于动城中村这个硬骨头，说明仇和的魄力和胆识。
仇和一提出重建，立刻斩钉截铁，“从现在起，在滇池盆地29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冻结任何行政主体、行政部门审批宅基地，农村无序建设必须全部停止，土地证、房产证、产权证这“三证”一律停发，谁发谁负责，谁发就追究谁”。
启动速度很快。
2月27日，七个城中村开拆。3月5日，《关于加快城中村重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本来定于3月底的城中村改造措施也会在4月上旬发布。
这次城中村的重建已经定下了全部回迁。陈勇说之所以定下这个政策，是因为要解决村民收入替代的问题，只有市中心，才能让村民房屋收入最大化。另外这次城中村改造政府不追求任何赢利，在设定政策时就很明确，涉及到城中村改造与重建的很多收费性项目都要免掉。让企业得利，要让村民拆一次，富一截。
陈勇表示，赔偿问题依然会是一个难点。他说从拆迁启动到现在，并没有拆多少房子。“因为具体的规划还没有下来”，他说会遇到很多的难点，所以现在说推行下去还言之过早，“5年后才能说这个话”。
不管怎么样，已经开始了，这336个城中村的消失给昆明带来的不仅是房价的变化，还有一个大城市的应有的环境。
公布党政一把手电话
仇和的电话是0871-3101175，市长张祖林的电话是0871-3135514
软环境这个词在昆明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语，各个机关的工作人员都被要求写软环境建设心得。软环境可谓包罗万象，仇和在昆明所公开领导电话，精简行政审批，一线工作法都被归为软环境建设之列。
2月4日，昆明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在全市开展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活动的实施意见》，其中明文规定，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要在《昆明日报》、昆明电视台上公开亮相，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监督。
仇和在公布了各级单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电话后，于2月19日，他将自己和市长张祖林“下班以后”的工作电话也公布了，专门接听每天下午6点以后至次日早8点30分以前的来电。
市委书记仇和的电话是0871-3101175，市长张祖林的电话是0871-3135514。这样一来，昆明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工作电话24小时全天候开放，24小时有人值班接听。
对于公布的市长热线，如今每天要接到60多个电话。市长热线办公室的王姓工作人员却没有这么轻松。他们现在中午吃饭都守在电话旁边，即使上厕所都一溜小跑。他说由于现在的问责和督察制度，他们生怕漏下电话。
陈勇说，自己能明显地感觉到百姓和官员之间联系的氛围在加强。有什么事情百姓会打电话过来要求解决。
他说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是靠行政分级解决的。直接反映到市里来，还是要分到下面一级级解决。但这确实拓宽了渠道。
仇和同时要求，市纪委对公开的电话会做抽查，遇到工作时间打不通的会进行问责。
据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丁仕凯介绍，昆明先后组织了3次电话抽查工作，对公布的859部电话的接通情况进行了检查，对上班时间不接听电话的91人，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通报，对连续多次不接听的3人，已责令3家单位和个人做出书面检查。目前电话接听率能达到98%。
而市民也可以在多次无人接听电话后，直接拨打监督电话进行投诉。
市长接待日怕踩伤人
首个接待日，人数越来越多，陈勇看到百姓对地方政府充满期望，每人都问“我的事能不能解决”
在软环境建设中，除公布了各级领导的电话后，仇和还在每月的20日设立市长接待日。
3月20日，是第一个市长接待日，来访人数依然让人吃惊。
市政府办公厅秘书长陈勇本是陪市长接待，但人数太多，怕踩伤人，他只能去维持秩序。
陈勇说看到当时的场面，老百姓对地方政府的期望，“让人觉得挺难受的”。他说，几乎每个人上来就问的一句话就是“我的事能不能解决”。
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一个老太太见到市长就跪下来。一个云南见义勇为的勇士，救人时受了伤，爱人又瘫痪。他来见市长的时候，身上挂着见义勇为的绶带，推着坐轮椅的爱人。
据媒体报道，当时来了几千人。有人提前一天来排队，带着被子在广场上等了一晚。当天接待了百名市民。
陈勇说第一个市长接待日反映的问题都会在4月10日答复。4月20日的市长接待日人数仍会很多。以后慢慢地能减下来。
市政府办公厅的秘书长陈勇表示，现在正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努力做事的氛围。比如以前下午4点之前，一般文件收交工作就停止了，现在习惯了当日事当日完，文件随时接随时送。随着各个环节的时间压缩，审批手续减少，这些压力也迫使公务员动得更快些。
记者在市政府的电梯里，听到了两个公务员这样的对话。一个说最近累死了，天天到晚上8点多才下班。另外一个说我们算不错了，市委秘书处好几天了到凌晨四点才忙完。
加班多了，会多了。市商务局的一个公务员说经常一天十几个会，大家轮着去开。而在市直机关工作的小李，因为单位人员过少，又有人被抽调去招商，工作量成了平时的几倍。单位的电话绑定在她的手机上，她离开单位之后依然提心吊胆，觉得时刻可能有事做。
1/3公务员去招商
“奖要奖得心动，罚要罚得心痛”，仇和把招商任务逐级分下去
李伟明(化名)，昆明某区负责人，他经历了上述的一切变化。他的办公室电话已绑定在手机上，24小时开机，随时接听；天天加班，周六周日也基本都搭进去。他说，仇和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了167工作坊，也就是每周7天，每天16个小时。
更让李伟明感觉有压力的是，晚上区里还组织强化学习，学习招商引资技巧或者政策法规。
李伟明说，其实所有软环境建设最终的指向都是招商和经济发展。仇和曾说“顽症不除，客商难留”，“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个个都是昆明形象”，以表示对招商的重视。
不仅是李伟明有压力，仇和“三分之一公务员去招商”的言论让所有公务员心里发慌。
全市成立了35个招商局，每个局必须抽调3至5人进入招商局，然后他们被派往各地区招商。
福州招商局的姚副局长经过一个多月的角色转变，对于招商的感觉是紧张和兴奋。她原来的单位是台联，以前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政策。这个转变对她来说是种挑战。
在到福州之前，她在培训基地经过了四天的培训。宿迁招商引资的代表介绍经验，从上海请来的法律和经济专家给他们上课。
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责任书，福州的招商目标是1.5亿元内资，200万美金。在她看来，任务艰巨。相关的奖惩不仅和个人有关，也挂钩单位的年终考核。
姚副局长说她将在福州待满一年。在刚到福州的这一个月里，他们做得最多的就是拜访企业。因为之前接触的少，遇到了很多困难。现在她和同事都在学一些系统的经济理论的知识。对于公务员招商是否会使本职工作受到影响，她说自己觉得还不错，有了一个开阔眼界的机会。
他们在福州联系企业，有意向之后就由昆明本地来联系落实。对于能否完成任务，姚表示现在还不敢说。
仇和对于招商说过，奖要奖得心动，罚要罚得心痛。他要明确一把手在招商引资中的第一责任。昆明的各区各个单位都在签订责任书。招商的责任被一级一级地分下去，街道办事处也要承担分下来的招商任务。
有的公务员也明确表示不喜欢这种形式。但是在熊思远看来，这种形式是锻炼干部市场意识的一种很好的办法。
而李伟明则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是在补过去拉下的课。让公务员意识到企业老板的艰辛，是件好事。招商也最终会回到专业招商和中介招商的道路上来，不会一直这样下去。
对教改医改的温柔一刀
仇和在昆明的医改和教改比宿迁要温和很多，并没有一卖而光，允许股份制改造
进入3月，熊思远发现仇和终于要在医改领域推进改革了。他是云南大学教授，同时是市政府专家组成员。他说，“当年仇和最有争议的地方就是对医院和学校的拍卖，‘仇卖光’就是这样得来的。”
“社会办医院，政府管医院”的“宿迁形式”在昆明上演。3月3日，一份《关于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出台。
《意见》要求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坚持政府主导，落实政府主办责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在常规医疗服务领域，实行‘管办分开’”，“社会办医院，政府管医院”，“鼓励社会投资，实行自主经营”这些字眼，对于昆明人来说，煞是新鲜。不仅如此，还鼓励各类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公立医院产权多元化改造、重组。
《意见》提出的初步目标是，到2012年，民营医疗机构资产占全市医疗总资产的比例达到70%以上。
但熊思远发现，仇和的这次医改比宿迁医改要温和许多。在昆明医改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强调医改不是对医院一卖了之，更多的是医院内部机制的改革。
昆明教改比医改更温和更有耐心。2月26日，昆明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的教育改革文件只是强调了允许“国有民办”、允许“股份制改造”。
文件显示，“允许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园)，包括公办幼儿园、公办高中学校，吸纳社会资金进行股份制改造，按民营机制运行，实行股份制形式的合作办学。学校所有权和办学管理权分离，试行“国有民办”；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经批准后，也可整体转制为民办学校。”
李伟明说，仇和在医改和教改的方案中，强调的是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职能不要打折扣，在保证这个的基础上，引进民间力量，扩大资源增量。
“五个倒逼”拷问一把手
是指以目标倒逼进度、以时间倒逼程序、以社会倒逼部门、以下级倒逼上级、以督察倒逼落实
针对各领域改革的推进，仇和于3月1日推出《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以此加强对改革措施的监督。全市各级机关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将依照《办法》问责。
问责程序分为启动、调查、决定、执行、申诉、复议复查6个阶段，问责主体根据领导的指示和批示，上级的通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的议案、提案、建议、批评、意见，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等，及时研究启动问责。
昆明市纪委副书记丁仕凯同时又是市监察局局长。
他曾对媒体说，如今行政工作主要有“五办”、“五倒逼”的具体方针。“五办”是：对基层、企业、群众亟待解决的问题“立即办”；对老大难问题“主动办”；对带普遍性的问题“上门办”；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跟踪办”；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问题“公开办”。“五倒逼”是指以目标倒逼进度、以时间倒逼程序、以社会倒逼部门、以下级倒逼上级、以督察倒逼落实。
仇和的工作成果倒逼，让各部门对年度目标进行分解，以目标逼结果，对完不成的官员进行问责。“被迫自己去想办法”李伟明说官员们不得不去想办法完成任务。官员的日子不好过了。熊思远说，原来周末的时候他给官员打电话，一般情况下，是在运动健身。现在打过去，那边一般都会告诉他，还在开会。
丁仕凯还曾向媒体介绍，行政问责范围扩大到各单位，工青妇和公立学校、医院、科研院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也在其中，“凡是党能领导的地方都实行问责制。”
据透露，两个月来，昆明市已经对全市506项市级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清理，只保留197项。对17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全面清理，只保留95项，决定免收77项。
而让一把手提心吊胆的是，仇和常会自己到职能部门的一把手那儿，问事情处理得怎么样。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会说，我过几天再来看。过几天来了之后他会继续问。该工作人员说经过这么一次没有人敢不当回事了。
两次跟偏的风波
李伟明说，长期以来形成的唯上不唯下的体制，让下面的和尚把经念歪了
如今，仇和的影响力甚至已改变了某些官员的话语方式。有的官员的报告出现了仇和式的语言，押韵对仗，多排比，多数字。
而李伟明说现在的官员变得更加务实。他每次报目标前都会先想想，能不能做到。原来是估计加统计，现在是真的有了数据才敢说话。他说仇和对于汇报要求很实，一说到数字，仇和就会抬起头，要求看明细表。一说到企业，他先问是哪些企业。
仇和对官员的严格在三个月里遭遇到了两次风波。
一个是今年元旦前，仇和到富民县调研，与随行官员共进午餐。据餐厅的李经理介绍，席间仇和提议每盘菜放一双公筷、一个公勺，吃不完打包带走。当时仇和还说即使不带走，也可以留给服务员吃。两天之后，该餐厅作为试点开始推行同桌自助餐。1月7日元旦过后，富民县召开全县干部动员大会，县政府办公室发布2008年1号文件，规定首先在公务员中推广“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随后再推广到全县，违反三次，单位领导将被撤职。
引起广泛质疑后，富民的官员并未做出任何回应。现在在富民依然可以看到饭店里挂有鼓励同餐自助的牌子。“我们只是倡导”，富民县对外新闻办公室陈主任强调这是节约卫生的好事情。他回避了为什么作为一号文件推出，只是说没有人因为不用公筷被惩罚。
仇和在一次会议上曾经指出，他只是一种提议。
另外一个事件引起了更大的争议。2月20日下午，在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一个姓蒋的年轻干部打瞌睡，仇和让他站起来，并问他是来开会还是来睡觉的。事发两天后，这位青年干部所在的呈贡县召开县纪委会议，蒋被要求辞去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职务，此事还向全县干部通报。
这两件事情引发了关于仇和人治和唯上级论的质疑。仇和后来也通过秘书表示他并未授意让这个干部辞职。在李伟明看来，瞌睡风波责任并不在仇和，而在于整个官场唯上不唯下的体制。他说仇和也在会上提到过此事。仇和说这样做是帮了我的倒忙，对干部不能这样。仇和还表示以后会注意表达方式。值得一提的是，昆明的会风现在非常好。有的干部在会上不敢喝水，也不敢上洗手间，怕响动太大。
而熊思远则认为这件事情是有的干部长期以来形成的看上级脸色的习惯，“跟仇书记跟偏了”。拿李伟明的话说，长期以来形成的唯上不唯下的体制，下面的和尚把经念歪了。而任新民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发生这类的事情，和西部落后地区的语境有关。
冀望仇和打好昆明底子
对于仇和得罪官不得罪百姓，市民表示赞许，认为他是在做实事
仇和对企业家的重视影响着官员的态度。
熊思远转述了云南白药厂一天之内要到土地的故事。仇和在一个场合碰到了云南白药厂的党委书记，仇和主动过去敬酒，并询问云南白药厂有什么困难。党委书记就说云南白药厂的土地手续问题几十年了一直没有解决。仇和听了之后，立刻找了相关的秘书，并告诉党委书记，晚上十点就会开会解决你的问题。结果晚上十点仇和打电话告诉他问题已经解决了。
云南江西商会的秘书长傅建文感受到了新政给商会带来的改变。以前是他们主动找政府官员，现在政府官员多次找他们询问是否可以介绍一些项目。
关于北大教授公开表示仇和全民招商是一种扭曲的政府行为，会对昆明环境造成伤害，“滇池也完蛋了”。仇和一直没有回应。
但是副市长李文荣公开表示“我们决不搞全民招商”。而是最近昆明的媒体上不断出现的是昆明政府官员对于招商严格把关环境标准的强调。仇和似乎在用这种方式表明，他的招商并没有出格。
对于仇和的得罪官不得罪百姓，昆明的多位市民表示了赞许，认为仇和是在做实事。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担心。“我们老百姓要的是结果”市民化有才说，看到结果才算真正成功。
化有才也表示怕这种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换了领导怎么办？”
“也许只能取法其上，得乎其中”。昆明的一个网友曾经在论坛上写到，希望仇书记能在昆明待够10年，把昆明的底子打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