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3月7日
新寺司机推测，那个女子到南桥去，是和其他钩子会合，然后前往头桥。
南桥沪杭公路2181号，是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所在地，该部门负责全区车辆非法客运的督查工作。钩子头透露，在奉贤区，打击黑车的指令主要是从这里发出，通过各个钩子头，直达钩子处。
关于那个女子当天在南桥的活动，钩子们和执法人员怎样出发，由于交通和公安部门此后的沉默，已经难以查证。但曾经当过钩子头的罗雄，还是透露了一些具体的过程：
每当执法大队有抓车任务时，先确定好对哪个地段进行打击，然后由钩子头带着钩子，坐车前去踩点，再由钩子头和执法人员商定具体地点，一般是隔天就把地点确定好。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安排五六个点，抓三十几辆车。五一、春节、国庆等节日都有重大行动，是钩子比较忙的时候。有时一个区的黑车太多了，就要请其他区的钩子来抓。”
钩子和执法部门之间是一种松散的关系。罗雄说，执法部门知道大多数钩子的名字，对于骨干钩子，则将其身份证复印件存档。平时，钩子头通过电话管理他们，按月去给他们领钱，买保险。
在整个抓车过程中，除了执法人员、钩子，还有另外一些受聘开车的司机。
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以东数公里处，环城东路××号是上海××运输交易市场。在过去的一年里，每当有抓车任务，新寺的黑车司机马平(化名)，就会和五六个同行提前到这里报到，然后有辆普桑把他们送到抓车现场。每抓一辆车，马平们按指定的路线，把车开到南亭路×××号的停车场仓库，然后再乘普桑到下一个地点。
在马平的印象里，抓车的任务很是紧张。上午抓好，吃好中饭，下午再抓，有时晚上也抓。一般一天抓车四五十辆，最多时抓10个点也不止。他到过南桥、庄行、新寺、星海、光明、奉城、燎原、西渡等周边小镇，去得最多的是奉浦、南桥。奉浦地形复杂，空间很大，人和车隐蔽的地方多，容易让黑车上钩。具体抓车地点，最常去的有修理场、敬老院、学校、液化气站。
南桥，2006至2008年
当天的抓车地点在头桥，如果从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出发，沿着南奉公路，会经过一个叫易初莲花的大型超市。超市旁边的正环路上，停着七八辆黑车。江苏人苏飞(化名)的面包车就停在这里。
那个女子前往钩车途中的心情，目前难以查证。而他们的每一次出动，事实上都会改变一些人的生活甚至命运，尽管钩子们多半不会考虑到这一点。罗雄第一次钩车时，看到别人的车子被抓也没有感觉，反而有一种报复的心理。后来他越做越麻木，“做钩子的，都是黑社会，不是好人，我也是坏人，就是合法抢钱啊。但我不抓车，也有别人来抓车。”他也为自己辩解。
苏飞的命运就是被钩子改变的。2007年12月以前，他还在工厂上班。一天晚上，他开着公司的面包车送朋友去周浦，回来时迷路了，当向路边一个卖东西的师傅问路时，路边走过来一个男人，问他去不去下沙。苏飞说：我不做生意。这时，卖东西的师傅称，去南桥经过下沙，可以随便带他一下。已经是晚上9点，苏飞觉得那人很可怜，就默认了。然而，当车开到下沙某小区门口时，一下子冲出了十几个人，然后苏飞被带上了一辆大客车，车上还有40多个与他同样不幸的人。
半个月后，他带着公司执照领回了车。此后，他被公司开除，那辆面包车折价1.8万元卖给了他。苏飞欲哭无泪：一家几口人在老家等着他养活，三个孩子，大孩子上大一，二孩子上高二，三孩子上初一，他们一年的学费、生活费要3万元。在上海，和他相依为命的只有那辆车了，苏飞找不到好的工作，只好开起了黑车。
黑车开了两个月，他再次遭遇钩子。那是2008年2月19日，晚上7点，在南郊宾馆，车一停，中年男乘客就拔钥匙，院墙内随即跑出了十几个人，有保安、警察，苏飞被卡住脖子拉了出来。那一天，他直接跪下了：“一家人都等着我养活。求你们了。”
两次被钩，罚款再加上买车，苏飞欠债3万多元。晚上，躺在月租80元的房子里，他经常睡不着，满脑子都是家里的小孩子。
他经常想起以前的工作，那时有洗澡间，有电脑，每月领了工资就很快寄回家。现在苏飞甚至不敢告诉孩子，他们的父亲在上海开黑车。他很想把车卖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很多中介都留有他的名字，然而，工作并不好找。
与他相比，同在正环路拉客的本地人小季要幸运得多。正环路上用路障一分为二，黑车司机的红色QQ、白色面包在这边，墨绿色的出租车在那边，好像划开了黑白两界。
坐在奉贤大众出租车的驾驶位上，小季看着对面时刻警惕的黑车司机，有时会想起从前的黑车生涯。
2006年5月，他的奇瑞QQ在平庄公路上被钩住了，一个星期后，他取出车子卖掉，开起了出租车。出事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在学出租车服务卡课程，他再也无法忍受开黑车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在南桥，像小季这样由黑车司机转正的人越来越多。但许多像苏飞这样的外地人，即便心中有这样的愿望，也根本没有这种机会。按照《上海市出租汽车营运资格证件使用管理规定》，出租汽车司机取得《准营证》，须有本市常住户籍、身份证。
使小季心里踏实的是，他不用再担心营运证的问题。在上海，出租车营运证属于政府所有。1996年以来，上海对市内出租车实行总量控制，出租车营运证成为稀缺资源，价格逐年攀升，目前已达40万元左右/辆。
在这种现象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个对出租车行业性质认识上的分歧。它到底是公共服务产品，还是私人产品？
据专家分析，中国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出租车运营模式。一是京沪模式，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拥有产权与直接经营权，出租车司机受雇于公司，每月交钱；二是温州、天津模式，即出租车公司把产权出售给司机，司机则挂靠在某个公司名下，每月交纳运营证管理费。
曾有学者指出，京沪模式垄断性太强，导致出租车管理公司的经营收入与利润率过高，驾驶员整日疲于奔命之外，还导致了运行成本相对低廉的黑车大幅增加。这可以说是黑车存在的根源。
头桥社区，3月7日，上午11点多
在头桥司机们后来的说法里，在命案中丧生的女人是从头桥中路走过来的。而新寺的众多黑车司机和村民则从不同的渠道，几乎一口断定：她就是那个新寺的湖南女人，至少她们有共同的特征：黑衣、长发、钩子。
按照罗雄的解读，抓车的当天，钩子和执法人员各自坐车同去目的地，执法车停在事先选好的地点隐蔽，另有交通警察在附近照应，然后把钩子放出去。
那个女人从头桥中路走过来，走过一座桥，就会看到码头上那些或绿或红或白的奇瑞、面包、奥拓。
和上海郊区大多小镇一样，头桥黑车司机和钩子积怨甚深。他们把和钩子的斗争比作“猫鼠游戏”，钩子神出鬼没，有时披着白布，冒充家里死了人；有时吊着盐水，有时装成夫妻吵架，有时挺着大肚子，让他们防不胜防。
码头上的司机十有八九被钩过，近则钩到南桥、奉城，远则南汇、浦东、青浦，甚至江浙等地。被钩的痛苦大体一致，中招的方式各有不同。
从镇农业公司内退的老魏栽在熟人关系上。去年，一个三十七八岁的陌生男子要上青浦。老魏不想去，男人说：“爷叔，讲讲都认识的。镇供销社的张书记，是我表哥。”老魏试探他：“你表哥家有几个孩子？”“两个，大的有些呆头呆脑，小的在县中学教书。”老魏认识张书记，见对方滴水不漏，又问他到青浦去干什么。男人说有个同学从监狱里出来了，去接他。老魏就信了。
安徽人郭俊的第一次是栽在“好心”上。2006年3月20日晚上10点多，天还下着雨，码头上来了浑身酒气的男人，要去30多公里外的邬桥。郭俊不想去，男人说：“你不要怕，我不是钩子。我本来在这里吃酒的，家里有事，老婆让我赶紧回去。”
“人啊不能做好事。”郭俊后来想起那个钩子就会说。当晚11点到了目的地，郭俊让男人下车，男人央求再往小路上送一程。雨夜的小路没有灯，郭俊有点怕，但经不住男人再三央求，就心软了。车子拐上了小路，对面来了一辆车子，车速慢下来时，男人突然把他往座位上一扑，拔下钥匙就跑了。郭俊以为遇到了抢劫的，抓起起子下了车。黑暗的雨中，几个男人围了上来：不要反抗，我们是执法的。郭俊才看清楚对方穿着制服。
45岁的周老二，驾龄十六七年，2004年开黑车以来，就以四次被钩纪录成为码头上的老二。至今，他的奥拓还在南汇关着。
那辆奥拓，2004年8月25日上牌，8月30日就被钩走了。那天早上6点，一个30岁男人带着小孩要去松江。周老二不敢去。男人先把孩子送到了头桥医院，这下周老二放心了。车子开到松浦大桥下面，拐进一条小路，前面一车直冲过来，他还在纳闷：这个人怎么开的车。男乘客把钥匙一拔就下去了。
第二次是2005年1月，去闵行永南路。停车时，男乘客递过来一张100元，正找钱时，那个人说，你不用找钱了，你看看外面。那是在一个工厂门口，外面不知什么时候站满了警察。
第三次是2007年1月，一男一女去南汇，一路上吵个不停，一直吵到北宋村的厂门口，让他开进去。周老二不肯，男人伸出手就抓钥匙，周老二把油门一轰，强行拉到倒挡，这时一辆车子冲出大门，把面包车堵住了。后来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夫妻，在外人面前是不会吵架的。
第四次是2007年8月，去南汇坦直，一个60多岁的老头带着30岁的侄女，一路上都在说离婚。车子开近一条小路时，老头说：阿拉年纪大了，辛苦你送进去。周老二心一软，把车开了进去，结果就出不来了。
“闵行1万，松江1万，南汇第一次1万，第二次两万。南汇最狠。最后老婆也跑掉了，儿子判给了老婆，今年上高三了。”周老二似乎是个潇洒的人，西装便服，头发梳得光光的，在码头上说起从前，就仿佛是别人的事情。
但是，随着每一次被钩，黑车司机对钩子的恨似乎就增添一分。司机们说：“见到钩子，打也打死了。”2007年夏天，两个30多岁的女人在头桥的菜市场附近被人认了出来。消息传到黑车码头，司机们生意也不做了，跑去围堵。钩子急忙用手机拨110，警车来到把她们接走，司机们开车去追却没追上。这是他们最近的一次追捕钩子行动。
大概在11点多，黑衣女子一步步走进了码头，一个对钩子充满了仇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