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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7日，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外交部”共同发表公告，声称绥远战事威胁满洲国安全，且有使中国布尔什维克化的危险，日军不能不予以关注，因此，日本“盼望内蒙成功”。如此无耻和大胆的宣言，实际上就是公然不讳地承认绥远战事与日本的关系。28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针就此事发表声明，表达抵抗干涉和侵犯，保卫国家生存的决心。

　　日本人并不就此罢手，继续支持匪、伪军行动。12月3日，双方再次在百灵庙激战，十几架日机为伪、匪军助战，但终究挽救不了其失败的命运。4日，战斗结束，中国军队获得胜利，绥远战事告一段落。

　　这时，日本方面又在青岛制造事端。12月2日，青岛的日本纱厂全部停工，2.7万名工人顷刻失业。第二天凌晨4时，10余名驻扎青岛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员突然登陆，借口纱厂停工，搜查国民党党部及报社等机构，拘捕职员9人，不久就加以释放。很显然，日本是想利用这次事件转移中国对绥远的注意力。

　　“青岛事件”后，张群立即约川越到外交部，当晚进行了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张群先就“青岛事件”向川越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撤退青岛驻军。然后陈述绥远战事的调查事实，要求日本制止其军民参加战事。并表示“今日不准备商谈其他交涉”。

　　日方缺乏任何反省意识，竭力为自己洗脱，甚至指斥责任在中国一方。但通过一件奇怪的事情可以看出，此时的川越明明是做贼心虚。那是接受第七次会谈的时候，川越拿出一份日方的《会谈备忘录》就开始宣读，张群一听发现很多内容纯属虚构的，看出这纯粹是日本一手炮制的东西，心里大为惊讶，深为日本这种无耻的举动感到气愤，于是就当场退还给川越。但川越硬是不予理睬，把《备忘录》留下，自行离去。张群马上让高宗武追出去，但川越已乘车而去。高宗武就把它退还给日本大使馆，不想第二天川越居然又恬不知耻地命人送回，对此张群再次送回，日本外交官黔驴技穷的表现可见一斑，这件事也可以算得上是外交史上的笑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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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和川越的谈判已完全成为不可能的事情，12月5日川越离开南京前往上海。此后中日之间的交涉就由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主持。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日本对中国政局，开始转向观望，中日交涉进入平静状态。成都、北海两案，由于更重大的事件的发生，获得了迅速的解决。30日，双方互换两案的解决文件。中国对日本表示道歉，成都警备司令部蒋尚朴及公安局长范崇实被免职，警备司令部曹午坤、连长刘尧古、公安局科长郑介雄、队长孙岳军、分局长康振等也受到处分，有的人甚至被判处死刑。另外对日本受害家属给予补偿。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复照表示此事件已经解决。“北海事件”基本也用这种方式解决。

　　1937年1月20日，张群接见奉命回国的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和武官雨官撰，希望他们转达中国的意向，希望就华北问题继续协调，表示中国坚持外交途径进行调整交涉，但“同时在其他方面又不能放弃抗日之准备”。

　　1月23日，日本广田内阁总辞职。2月2日，曾任“朝鲜军司令官”的林铣十郎组成新内阁，这是一个不含任何政党人士的军部官僚内阁，军人势力控制政界，并与财阀联合，推行更加黩武的对华政策。日本对华政策改变，中日谈判完全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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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爆发的时候，国民政府内部意见分歧，何应钦等人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而宋氏兄妹自然主张和谈，张群当然也是主和的一派，为蒋介石的安全而想办法，同时作为外交部部长，他还要承受外部的压力。当时，京、沪等地的报纸登载了苏联与“西安事变”有关的言论，激怒了苏联。1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电令驻华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立即去见孔祥熙或张群并向其声明：（1）苏联政府获悉“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明确表态，认为张学良的行动在客观上有利于那些企图瓜分和奴役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敌人。（2）苏联政府授权您以全权十分明确和坚决地声明，我政府不言而喻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同“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自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与张学良绝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间接往来。（3）鉴于伪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负任何责任。（4）中国居然有个别人和报刊模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对此极感惊讶与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希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诽谤谣言的传播。”12月19日早上，斯皮利瓦涅克在南京会见了外交部部长张群，向张群全面阐述了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并就中国报刊散布“西安事变”与苏联有关的谣言，怀疑苏联支持张学良等问题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针对苏联的质问，张群说：“‘西安事变’开始前张学良即散布风声说他同苏联有联系，得到苏联援助，所以有些报纸才会有这些怀疑，自从苏联政府表态之后，我们完全相信你们的表态，对于传说并不相信。”在表明了政府的态度之后，张群又表示：南京政府深为珍视同苏联的友谊，感谢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的支持与同情态度，绝不相信张学良或第三者散布的心怀叵测的谣言，并保证将尽一切努力制止第三者在中国散布诬蔑性的含沙射影的说法。张群的上述表示，消除了“西安事变”爆发后几天苏联与南京当局之间的误会，莫斯科的愤怒消失。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表明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态度，积极谋求国内各种力量的团结，对日交涉不再以保持现状为取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了全国性的共识。由于舆论压力，国民党政府内亲日派人士受到排斥，虽然张群在对日谈判中并未做过太多的妥协，但还是被不少人视为“亲日派”。不管社会各界对张群有什么样的评价，他在对日谈判中有何种表现，他对日本方面有何种严正的态度立场，但他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妥协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鉴于这种形势，张群决定应时而退。2月25日，张群辞去外交部部长一职，改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中日双方的外交方针的改变已经非常明显，拖延时间的谈判为全力备战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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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讲，张群的言行确有亲日的倾向，但在主持对日和谈上却可以算得上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点内容。他主持对日和谈期间，大小事件接踵而至，局面错综复杂，而他纵横捭阖，态度强硬，有原则有分寸，有缓和有让步，屡次挫败日本外交官的侵略图谋，展现了他作为国民党外交王牌的强劲实力。对此，他本人似乎也认识到这一点，在其晚年的回忆中多次谈起对日谈判的问题，而很少提及后来的重庆谈判，这也许与老人喜欢回忆辉煌的心理是不无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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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抗战全面爆发，张群提出14字真言

　　● 温和谦让，善于交际，成为了其他党派与蒋介石联系的中转站

　　● 主政四川，为抗战提供后勤保障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加紧准备对日战略，对日本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如1937年2月，国民党第五届三中全会召开，要求华北五省的军政领导也必须参加。山西的阎锡山和山东的韩复榘均同意参加。而与日本关系十分密切的宋哲元则以立场特殊为由要求不参加，遭到了蒋介石的强硬反对，宋哲元于是派自己的副手秦纯德代理出席。宋哲元由于处在蒋介石和日本的夹板之间，被迫于5月10日回到山东老家，从此不再过问华北政务。6月21日，国民党政府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出第29路军实行国家化，并停止使用河北地方货币的强制命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以北进行了以卢沟桥为攻击目标的军事演习。晚上11点，日军扬言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县城搜查。中国方面表示可以代为查找，但是拒绝日军入城。日军随即于当夜炮击宛平城，并调一营兵力，从东西两面夹击卢沟桥。中国守军在驻守部队团长吉星文的带领下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由此爆发，从此，抗日战争全面打响。

　　然而，“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幻想将其当作地方性事件来解决，避免事态扩大化，要冀察当局与日军谈判，并以双方同时撤兵为条件，准备对日妥协。但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国民党当局不敢做出对日投降的决策。是抗战还是继续妥协?国民党政府内部意见很不一致。此时的张群正在庐山筹备国民党庐山谈话会。

　　7月16日至20日，国民党政府召开庐山谈话会，当时国内外对日是“和”还是“战”的问题，都注视着牯岭方面的反应。会议由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汪精卫主持，蒋介石、于右任、戴季陶、冯玉祥、张群以及社会各界人士160多人参加。谈话会对“卢沟桥事变”关注不多，在讨论“和”“战”方针问题时，国民党内的一些亲日派是不主张抗战的，而很多人特别是社会各界人士则坚决主张进行全民抗战。张群此时向蒋介石提出了“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所谓14字“真言”。意思是，如果与日本方面媾和，那么必定会引起国内各界各派的反对，进而导致政治军事局势的混乱；如果与日本方面宣战，那么必定会导致自己的失败，因为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不如日本；战败之后便可以“和”可以“安”。张群提出的这14个字，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力量和世界形势的发展估计得非常悲观，没有一点儿自信力，缺乏战略眼光，属于一种无可奈何而又没有信心的话，这种话这种思想甚至可以把人引向投降。蒋介石对张群的14字“真言”并不见得全部接受，但对其中的一些想法是欣赏的。从整个抗战中国民党的战略部署看，张群提出的这14个字是综合了各界各派的意见，是根据中国现有的实际力量而说出了蒋介石想说而又不便说出来的话，其要义符合蒋介石的心思与设想。因为蒋并不真正想和日本打仗，但形势所迫，又不得不做应战准备，所以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正式向日本宣战。而在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的战略都是消极防御的，目的是力避与日本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等待同盟国的干涉，以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实力。从这一点来看，张群对蒋介石的心思揣摩得非常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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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准备抗战，但他同时又说，我们“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在和平根本绝望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和平外交方式，求得卢事的解决”。这一番话与张群的14字“真言”意思是相同的，只是另一种表达方式罢了。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迅速向中国内地和沿海进逼，迫使国民党不得不组织迎战。为阻止日本军队由北而南的快速进攻，蒋介石采取了“阻” 和“迁”的战略。所谓阻，就是阻止日军的进攻速度，所谓迁，就是在阻止日军进攻速度的基础上，把东部地区的工业物质搬迁到西南地区。既然要阻，就要从华北地区开始，因为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占领平津进而挺进山西。这一下可把蒋氏幕僚忙坏了，张群自然是最忙的一个。他在抗战的非常时期，为蒋介石发挥着非常的作用。7月下旬至8月上旬，何应钦、张群、陈诚、林蔚、钱大钧、张治中、徐永昌、周至柔、钱昌照、邵力子、俞飞鹏、俞大维*等蒋氏亲信以及其他方面的军政要员，每天聚集举行军事会议，讨论确定阻敌计划、供给问题。当他们得知日军攻占平津，又很快逼近津浦路北段和山西北部，使他们设置的防线都不能发生作用时，其一片忙乱情形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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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初，由于战争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使国民党政府必须将各方面工作纳入战时轨道，必须有一个大本营作为战时政府。因此，国民党政府设立了抗战的最高统帅机构大本营，蒋介石任大元帅。大本营成立后，随即颁布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和《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就战略方针和战区划分作了规定，确立了“持久消耗”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作战指导方针。张群重新回到了军事决策领域，出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直接佐理蒋介石处理抵御日本的军政事务。

　　由于国民党政府由平时转为战时，使大本营事务千头万绪。由于淞沪战役爆发，蒋介石忙于战事，无暇顾及战时政府的组织问题，只得委托张群和一些幕僚人员办理。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在南京富贵山的防空洞里办公，大本营会议在张群家里召开。当时许多重要人物和部门往返穿梭于张群家中。由于要迁都重庆，所以疏散也开始了，人心散乱，混乱的情形日甚一日。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本营的工作只能是穷于应付、疲于奔命，但由于张群在支撑着门面，如同一个联络枢纽，处理和协调着各种重要关系和问题，为蒋介石减少了不少的事务。大本营虽然1938年就撤销了，但在抗战之初，对国民党政府实现预定的战略步骤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组织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有效阻止了日军快速南下的进攻战略。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各大战场均告失利。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于11月20日宣布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其军政机关陆续迁往武汉，而由唐生智指挥10万部队防御南京。12月3日，日军以6个师团的兵力向南京发起进攻，守军虽进行了抵抗，但防线很快被突破。13日，南京失陷。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30多万中国同胞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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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失陷后，日寇提出“谈和”，但条件十分苛刻。当时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虽然愿意“谈和”，但又感到风险太大，在此情况下一向嗜权如命的蒋介石情愿将行政院长一职交出，也不愿承担“主和”的责任。于是，1938年元旦由孔祥熙和张群担任正副院长，主持“议和”一事。因此，鉴于抗日战争中复杂的历史环境和蒋介石的矛盾心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的投降步伐，使之不敢走得太远，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也在继续。10月武汉失守，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迁往重庆。

　　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张群可以说与蒋介石形影不离，出入左右，出谋划策，助理军政要务，协调各方关系，力尽辅助之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张群即担任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职务，如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长等。这些职务说白了，就是为蒋介石个人服务的，担当这些职务的人就是蒋介石的铁杆幕僚。由此可见，张群在蒋介石政治军事活动中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张群随蒋介石到了四川后又将派上什么用场呢？很显然，要他发挥巩固后方政权的作用。我们知道，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抗战处于相持状态，国民党的抗日方针由此也发生了变化，概括地说，就是在抗日问题上采取消极态度，而对内部则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统治。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而要巩固后方政权，加强对四川的统治显得尤为重要。在蒋的心目中，能替他主政四川的最理想的人物仍然是张群，于是他拟任张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主任，同时兼四川省主席。但消息传出之后，便遭到了四川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王赞绪、邓汉祥的反对。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蒋想要削弱四川地方势力的图谋由来已久，而1938年1月21日四川实力派人物刘湘于汉口病死后，他便下令撤销刘湘的川康绥靖公署，而以张群任四川省主席，加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蒋又提出“建川即建国”的方针，四川地方实力派唯恐被中央势力吃掉，因而对蒋的命令措施包括人事任命表示极大的不满和抵制。面对四川政情，蒋介石初来乍到在很多地方不得不依靠地方势力，在许多事情上要做出妥协。因此，蒋为了实现统治川政的意图，摆平各种关系，又改任张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实质上是主持四川政务。而任命王赞绪为四川省主席，同时着手调整和更换原来的省政府人员，并调邓汉祥到重庆行营任第二厅厅长。这一系列措施，实际上是在为张群主政四川扫除障碍。由于王赞绪在任省主席之前，就已被蒋介石拉拢收买，因此，四川实力派许多将领在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的策动下，联名致电蒋介石，揭发王赞绪祸害四川十大罪状，要求罢免王的省主席职务。这本来是张群出任省政府主席的大好时机，但四川地方实力派仍然持抵制态度，蒋介石看到推举张群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得不自己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不过，从此蒋介石、张群更加紧了对四川的统治，其主要形式是组织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聘请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党政军负责人作委员，邓汉祥为秘书长，实际由张群负责。再就是组建川康兴业公司，推张群为董事长。通过这些方式，使张群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四川的经济，掌控四川行政大权的时机成熟。1940年11月，蒋任命张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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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群上任后，主要采取两大措施，不断实现蒋介石统治四川、巩固后方的目的。一是分化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各部，以达到削弱直至消灭四川地方实力。到抗战胜利前，潘文华的部队基本上被瓦解了，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合起来也不到4个师。邓锡侯到最后也只有一个旅的力量了。二是实行战时经济政策。张群自来到川省之际，就提出增强抗战力量、充实建国基础的目标，并以“崇法务实”、“存诚去伪”勉励部下。他把调节蒋介石与川省军政各界的关系，协调川康军政干部同心协力共赴国难，调动川省人力物力、粮食财富支持抗战，作为施政的重点。

　　张群主持川政期间，努力整顿户籍地籍，健全乡镇政权和保甲制度，训练民众，移风易俗，组织地方各级民意机关，以增强抗战力量。据统计，为保障抗日所需人力物力，四川在抗战期间组织征集了480多万名壮丁补充抗日军队，调集150余万民工参加建筑空军基地和军事交通工程，在四川境内修筑公路3478公里；为供应军粮公粮，征发借购粮食66204000余石，发动四川人民献粮234.4亿余石，捐钱17110余万元。这些数字说明，张群在四川的工作是竭诚尽力的，对蒋介石是极为效忠的，对巩固国民党政府在后方的统治地位，支持抗日战争起到了较大的辅助作用，而张群自然也为蒋介石、为国民党政府、为抗日战争立下了功劳。当然，张群在抗战期间的所作所为，不仅仅局限于主政四川一个方面。如前所述，他在抗战初期，还担任了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成为了蒋介石的首席幕僚和高级智囊，直接佐理蒋处置抗日军政事务。由于重庆是战时首都，所以抗日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大政方针和军政要事，张群几乎都要参与谋划。国民参政会成立后，张群还被蒋介石指定为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代表，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与各党派进行联络，做了许多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关系以求得战时合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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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群和蒋介石的关系，早被世人所知晓。他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幕僚，身居军政要职，很早以来就受到国民党内各级官吏的仰重。随着他位高权重，与蒋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与黄郛、杨永泰、吴铁城、吴鼎昌、熊式辉、张嘉璈、于右任、邵力子、王世杰、翁文灏*等国民党重要人物的关系非同寻常，加之他在蒋氏身边所扮演的角色，使他有机会广泛结交各方面人士。这样一批人在当时很容易被国民党内视为一种政治势力，所谓政学系的说法便由此而生了。

　　政学系源于1916年11月由国民党议员谷钟秀、张耀曾等近260人在北京江西会馆宣布成立的政学会。这个学会“以研究政务、实行改进”为宗旨，推举老同盟会员张耀曾为主席，谷钟秀、钮永键为副主席，李根源、杨永泰、文群、韩玉辰等人为干事。该学会整个组织比较松散，会员没有入会手续，无拘束，合则即来，不合则去。据材料记载，杨永泰对政学会的组织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该学会由研究政治学术问题而渐渐涉入实际的政治斗争，因而成为了一个有名的派系，而随着民国初年政治军事斗争的复杂多变，这个派系也就逐渐衰退消亡了。政学会原有的一帮人只好寻找时机投靠新的主子。1927年广东国民政府北伐以后，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势力急剧增长，成为新老政客追逐的新目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政学会里的一些人物经过寻找投靠政治目标而逐渐在政府中取得重要职位，形成了一个没有组织系统而被视为有组织系统的官僚集团。当时政界便把这样一个官僚集团称为政学系。政学系里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黄郛和杨永泰。张群由于与黄、杨等政学系人物关系很好，又侍从于蒋介石身边，因此，当黄、杨两人死后，人们便把张群视为政学系的首领了。

　　张群是怎样看待政学系的？他说：“只是几个人，行迹比较接近，就被看成一系了。在江西，杨永泰任行政院秘书长，熊式辉在南昌任江西省主席，我在武汉任湖北省主席，俨然形成一个势力，就被别人重视了。从这个线索看下来，人们就把政学系越看越大了。其实只是一些行迹比较接近的人而已。”这就是说，张群是不承认存在什么政学系的。他还说，以自己的地位本不难真正搞成一个系统，但自己很不愿意。张群为什么不愿意搞一个这样的组织呢？大概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蒋介石自己非常喜欢搞团体组织之类的事情，如CC系、复兴社、三青团，借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加强对党政的控制，但蒋又很忌讳别人搞组织。张群可谓位极人臣，做官踌躇满志，认为在蒋面前巩固信用，远比自己搞组织有利得多，又何必自找麻烦，替别人谋升官发财之道，而致个人于被猜忌的不利地位。二是因为搞组织，不仅耗费大，而且需要复杂的政治手腕，张群虽然善于在龌龊的政治中纵横捭阖，但那都是借蒋介石的名义进行的，现在如果自己打起旗号来组织一个政治派系，恐怕是另一番情形，也不符合他历来温和谦让的性格。政学系在名义上确实没有一个什么组织体系，但以张群为主要代表的这批人物，志趣相投，行为相近，文化知识层次高，富有政治经验，深得蒋介石信任，大都在国民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形成了一个较强的政治势力，因此，这比有组织机构的政治派系有着更明显的优势作用。这也许就是政学系人物从事政治活动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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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学系的势力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显赫，抗战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这种情形自然会引起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猜忌和争斗。张群为了避免与其他政治派系发生摩擦和冲突，仍以老老实实做蒋氏亲信幕僚为根本要务。八面玲珑、善于交际是张群作为幕僚的基本政治性格，谦和持重的品行更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他虽然有蒋介石的坚强支持，但还是处处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与各派政治人物结交，协调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因而在国民党内获得了好的口碑。同时，在国民党外，张群也被看作是国民党中非常容易交往的高层人物，如每当国共关系发生了问题，或者共产党想有所谏言，张群便成了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不少民主人士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作风和腐败习气十分厌恶，大多不愿意与之交往，但他们还是愿意与张群交往的。众所周知，梁漱溟是一个耿直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当他想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时，例如充当第三者角色去调节国共冲突，筹备创立中国民主同盟等，都把张群视为自己在国民党中的首要听众。可见，张群在国民党内外有非常好的人际关系，这与他温和、谦让、持重、老到有很大的关系。温和、谦让，可以使人容易与之接近；持重、老到，完全能够坚持蒋介石的旨意。这反映了张群处世为人的本质特点，也是他屡屡被蒋委以重任的关键。

　　抗战期间，如何对待共产党是国民党在党派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因为抗战初期，由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蒋介石希望共产党的部队开往敌后作战，以拖住或消耗日军。中共部队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以游击战、运动战进行了广泛的人民战争，抗日武装力量一天天壮大起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对抗日消极起来，开始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在舆论上攻击共产党“游而不击”，在军事上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不断制造摩擦，接连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因此，如何处理自己不断制造的矛盾和摩擦，可以说是国民党蒋介石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按理，如此重要的问题应由张群直接参与，但他实际上却很少过问。这主要是因为他在抗战期间已担负了两个方面的大事要事，一是在抗战初期担任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纵揽军政事务；二是主持四川政务，为巩固蒋介石在西南政权提供保障。此外，就是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临时赴任，联络协调与其他党派团体的关系。这说明张群主持四川政务，对蒋介石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而处理共产党的关系、与共产党代表谈判，则主要是委任张冲、张治中、王世杰等去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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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为蒋氏处理与中共关系出谋划策

　　● 假戏真做，屡发电报敦促毛泽东来渝商谈

　　● 弄假成真，毛泽东为和平铁胆入虎穴

　　1945年春，抗日战争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中国军队开始酝酿对日反攻。此时日本也知道大势已去，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开始全面退缩，于4月实施了“湘桂撤退作战”。中国军队在美国空军的配合下，勇猛攻击，取得了湘西反攻作战的胜利。并且又一鼓作气收复了南宁、柳州、桂林等南方重镇，给日军以重大打击。而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屡屡重创日军，解放区军民全线出击，歼杀敌寇，收复领土，捣毁敌巢，截断交通，攻势波澜壮阔。

　　7月17日至8月2日，美国继任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统帅斯大林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小白宫”会谈，通过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公告指出：“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彼等之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勒令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将迅速完全毁灭。8月6日清晨，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在日本长崎又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8月9日零时一过，苏军飞机突然空袭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百万红军分4路突入中国边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日军展开了大规模攻击，关东军兵败如山倒。8月10日凌晨3时，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在维护国体的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由日本驻瑞士、瑞典公使向盟国转达日本政府的这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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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当天下午就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立即发出三道电令。一是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匆稍松懈。二是令沦陷区的伪军维持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改编。三是令共产党的军队原地驻防待命。这三道电令显然具有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意图，共产党方面当然不会同意。当晚，延安方面得到了日本政府乞降的信息，毛泽东立即电告郑位三、李先念并华中局：“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对付内战。” 当晚24时，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日伪军加紧进攻，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发出最后通牒，限时缴出全部武器投降，如果拒绝缴械投降，将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11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出6道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的命令，迫使日伪军投降。 做完这些部署之后，13日，朱德、彭德怀向蒋介石发出公开电，认为他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表示坚决拒绝这个命令。同一天，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为争取舆论支持，做好内部的动员工作，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表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此时的蒋介石显得手忙脚乱。由于抗战的胜利，他急需解决诸多大事要事，如处理170万日军的受降问题，解决苏联对华利益的要求问题，接收敌伪占领区及其财产问题，迁都南京问题，还有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大有应接不暇之感。这个时段，国民党中的重要人物，不管是什么派系，也不管是军队将领还是政治要员，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不是在忙碌中度过的。忙碌什么？无非是想多接收一些财产，多占据一些地盘，多扩充一些实力，多谋取一些政治地位而已，由此更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但毕竟还有一些人物在为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谋划着未来，从而在时限上延缓了其政权的覆灭，张群等就属于这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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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张群、陈布雷*等一帮幕僚开始全面运作起来，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应对错综复杂的局势。我们已经无法确定到底哪个建议是张群提出的，但是蒋介石后来采用的每一个决策，他应该是当然的谋划者之一。　

　　他们首先着手解决的是日本投降问题。他们先通过早已建立好的秘密电台告诉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只向国民党军投降，如果中共军队来受降，可用武力对之。并把日军各级司令部一律改成“善后联络部”，100多万军队也改称“徒手官兵”，陆续遣返回国。这其中，张群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其次是处理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具体说就是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抗战胜利之前，苏联拟出兵东北，因而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并且要求共享中长铁路的所有权，大连港国际化，苏方进出该港货物免税，并要求在旅顺驻军。蒋介石感到苏方要价太高，一直没有答应。然而当时苏军已开进东北，蒋介石与张群等一帮人商量之后，觉得如果再不签字，恐怕要价将会更高。因此，8月14日，蒋介石命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日，莫斯科广播称条约已签，“关于共同利益及其他一切问题，亦已成立完全协定。” 在此问题上，张群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况且他和吴铁城早有过商量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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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下大力气企图解决中共问题。在对付中共问题上，蒋介石和他的幕僚班子可谓费尽心机。抗战胜利后，在处理国内政治问题方面，蒋介石特别重用政学系幕僚，把他们放在显要的位置和斗争前沿。这主要是政学系幕僚老于世故，手段灵活，处世圆滑，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善于协调关系。他们不像CC系、黄埔系幕僚人物那样反共立场十分露骨，处理问题简单强硬，而是温良谦逊，亲切和善，但实质上一切服从蒋氏的意志，维护蒋氏统治的立场极为坚定。他们对蒋的旨意吃得透、领会深，处理问题老成持重，柔中有刚，深得蒋氏宠爱。战后，国民党内思想混乱，问题成堆，而中国共产党又深受民众之拥戴，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在这样的局面下，蒋氏不得不重用政学系人物去协调各方，稳定时局，以便调整部署，待机发动内战。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等幕僚人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屡屡出面，参与对中共方面的和谈。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张群等是如何扮演这种角色的。

　　抗战之后，用武力解决中共问题是蒋介石早已想好了的事情，但马上去打共产党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国家刚刚经过长期而残酷的战争，亟须和平重建家园，打内战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况且当时国民党的精锐主力部队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华北、华中、东北前线，短时间内是难以办到的，而美国也不赞成对中共作战。正在这个时候，幕僚们开始向蒋氏献计献策了，其中的一个重要计策就是施放和平烟幕。如张群等人向蒋氏提议邀请毛泽东来重庆和谈。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当时是中国的政治中心，邀请毛泽东前来，完全正当，如果毛泽东害怕冒险，拒绝来重庆，自然就会背上拒绝和谈、蓄意分裂的罪名，国民党就在政治上处于上风；如果毛泽东真的来了，也可以利用地主之便利，迫使毛泽东妥协，就算这些目的都达不到，也可以用谈判来换取时间，部署内战。蒋介石对这个建议很是赞赏，决定采纳。于是连发三次电报，请毛泽东到重庆和谈。这三次电稿的起草，就是由吴鼎昌起草，交蒋氏机要秘书毛庆祥拍发的。8月14日的电报说：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八月十四日

　　电文言辞恳切，说得冠冕堂皇，让人无法拒绝，蒋介石开始迈出了战后应对中共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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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读了“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中华民族经过浴血奋战，付出了3500万人伤亡和无数财产损失的巨大牺牲，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人们都企盼着和平，企盼中华民族的复兴，可是蒋介石的野心将这些都化为泡影了。就在这一天，他严厉指责中共方面违抗了他的命令，声称“违反命令者即为人民的公敌”，这既是对中共的威胁，也是一种挑衅。

　　中共方面也毫不示弱，8月16日，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部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投降。”明确回击了蒋介石的威胁，同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对邀请赴重庆的建议也发电答复，要求蒋介石先答复朱德的电文，再考虑赴重庆和谈，并当面告诉军令部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之后才考虑去重庆。周励武赶回住所后向重庆发出电报，认为毛泽东绝不会去重庆。

　　蒋介石获得电报，与张群等人商议之后，认为一切如当初的设想，毛泽东不敢来重庆谈判，于是电令周励武随时注意毛泽东的动向，而他们却不知道，其实李克农已经破译了他们的电码，重庆方面对周励武的指示，延安方面了如指掌，于是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一点，让周励武认为毛泽东无意去重庆谈判。这时候，毛泽东是否已经决议赴重庆和谈，我们不好推测，但是莫斯科此时发来一封电报，明确要求毛泽东接受蒋的邀请，去重庆谈判和平问题。毛泽东见电后开始认真考虑重庆谈判问题。蒋介石和张群等人自以为得计，断定毛泽东不敢前来谈判，决定把事情闹大，于是张群等一帮幕僚又想出了在报纸发邀请电的妙计，以获得舆论上的优势。8月21日，《中央日报》上赫然出现这样一个标题：《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商大计》。电报中说：“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族迟迟未发，无不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遵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未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之信守。大战方告结束，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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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电文确实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毛泽东见电以后，认定蒋介石已确认自己不会去重庆，于是再次误导蒋氏的判断，回电说要派周恩来前往，自己随后就到。蒋介石等人一商量，认定这是毛泽东的推辞，于是决定索性假戏真做，再次发出电文邀请毛泽东，并请美国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大使也发电邀请。8月27日，赫尔利和张治中坐着飞机来到延安。 毛泽东这时已经决议赴重庆，于是表面上派周恩来前往，而实际上和周恩来同机抵达重庆，8月28日下午3点37分，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受到各界群众的瞩目，而此时蒋介石和张群等幕僚才发现假戏已经真唱了，但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只能陪着演下去。

　　当晚8点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召开了欢迎宴会，张群自然作陪，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陈诚、国民党中宣部长吴国桢、青年军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以及赫尔利大使、魏德迈将军也出席了宴会。宴会后，毛泽东在林园下榻。第二天，张群被推上了和谈的前台，秉承蒋介石的意思，与周恩来开始了唇枪舌剑的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