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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不断上升，而国内阶级斗争持续不停的情况下，要想玩这套两全之策，恐怕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因为张群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当时上海许多反日派和进步社团的强烈不满。上海是一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独裁和文化专制，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上海进步的社会团体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所以派特务进行封锁和压制。1931年初，胡也频等一批进步的“左联”作家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此事该做如何处理？张群自上任以来遇见了一件头疼的事。这时候，胡也频的妻子丁玲由于得到郑振铎和陈望道的帮助，让她到南京去找邵力子*想办法。

　　于是沈从文陪着丁玲到了南京请求帮助。邵力子和蔡元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给张群写了信，请张群网开一面。其实邵力子也知道，找张群也没有用，这时候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陈立夫已经向蒋介石进言处决这些进步作家了。而此时的张群果然已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将人犯全部就地处决，张群虽然不敢违反蒋介石的命令，但是也不愿意杀害这些人，他对那些文人发动社会舆论的能力是知道的，并且他也知道这些作家根本没有理由被处死，因此他非常烦恼，开始怨恨陈立夫，自己抓了人，却让张群来唱黑脸，可是也无奈。于是，他经过痛苦的思考之后，想出了借刀杀人的办法，将人犯移送给了军方的警备司令部。所以，当沈从文拿着信去见张群时，张群告诉他胡也频和其他同时被捕的人已经移送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去了，一句话他就把干系推得一干二净了。1931年2月7日，胡也频等五位“左联”作家以及被捕的其他同志共23人，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于上海龙华。对于这些革命志士的牺牲，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游行不断，甚至包围了张群的房子，要求组织民众法庭公审张群，甚至有人到南京去状告张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群更是应付不迭，上海大学生经常不断地举行“反日”“救国”的示威游行，甚至集队到南京请愿。在这种形势下，张群则认为中国内部还没有统一，国力还不充实，对日关系不宜破裂。这种观点和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如出一辙，自然受到上海各界抗日人士的反对。由于上海的反日斗争形势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动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声势浩大，罢工人数达4万人，时间长达几个月，日商直接经济损失达9100万。1931年12月9日，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殴打并绑架了北京大学示威团到沪的学生代表。上海各校学生立即汇集了上万人包围了市政府，强迫张群交出殴打学生的凶手和绑架学生的主犯。张群这时候非常郁闷，对于局势也无力控制，这时候他忽然心生一计，想出了一个趁机打击陈立夫及其CC系的势力，开脱自己的办法，这就是交出凶手，还主动供认CC系的上海市常委陶百川和上海市公安局长陈希曾是事件的主犯，听任学生组织民众法庭，对凶手进行审判，并当场交还被绑架的学生，并允许学生组织民众法庭，审问凶手，以换取人民的同情。民众法庭由五所学校代表组成，市政府也派两位代表参加，民众法庭出拘票缉拿陶百川和陈希曾两要犯，要对他们公审，但两犯闻讯逃匿了。尽管如此，张群也无力控制上海的局势。情势表明，上海市市长的位子他再也坐不下去了，于是最终在1932年行政院改组时，他主动辞去了上海市市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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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福州平息政变，差点被刺身亡

　　● 政治麻将打得好，张学良“巧电”入关，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

　　● 和张学良在北京共事的日子，贯彻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

　　张群主政上海期间的表现以及最后辞去市长一职，蒋介石似乎并不在意，更没有怪罪的意思。实际上，张群只是一枚重要的棋子，由蒋介石来任意摆布。蒋常常把一些重要的地方或职位，交给自己信得过的人把持着，以实现他的政治意图，至于他所任用的人做不做事，是否建立了什么功绩，并不在乎，而在乎的是能否贯彻他的旨意。当然，蒋介石的亲信被安插在一定的位置上，都会竭力尽职的。张群就任上海市长之后，按理应当职守本分，不再过问其他事情了，可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他在上海市期间，依然为蒋介石东奔西忙，分忧解难，多次离开上海为蒋介石处理军政事务。由此，又可进一步看出张群与蒋介石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1928年，随着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国民党内部的冲突逐渐显露出来。大规模的征战此起彼伏，小规模的冲突接连不断。1930年1月16，福建驻闽北新编第1师师长卢兴邦，与海军陆战队旅长兼福州城防司令林忠联合发动政变，派兵拘捕省府委员及省党部委员，监禁省主席杨树庄。事变发生之初，南京政府考虑到北方局势未定，江西有共产党开创的革命根据地，而两广也并不完全效忠于中央，因此不宜立即用武力解决，而用劝降的办法为妥。既然如此，派谁去劝降比较合适？看来张群又是合适的人选。因为在此之前，在福建省政府成立之初，张群曾代表中央监誓省政府主席、委员宣誓就职，熟悉福建情况，所以蒋介石特派其前往劝降。然而，不幸的是，此次张群并没有显现出游说的才能，并没有起到劝降之效。张群到达福州后，就被林寿昌*等派人在福州大桥拦截座车行刺，张群因不在车上得以幸免，副官黎中行代其殒身，于是南京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

　　继之发生的更大的冲突是中原大战。蒋为建立独裁统治，早在1929年就召开了全国编遣会议，企图削弱地方势力，遭到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的反对，结果不欢而散。后来，他又利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排斥异己，扩充嫡系，引起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的不满。1930年2月阎锡山通电要蒋下野，号召“党人治党，国人治国”，得到了地方实力派的广泛响应。3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与汪精卫在北平酝酿召开扩大会议，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和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4月1日，阎、冯、李三人分别通电就职，张学良保持了沉默，持观望态度。接着，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石友三、樊钟秀等部共约60万人组成5个方面军，分别集结于河南许昌、郑州、新乡，河北顺德、衡水，及广西全境等地，企图在河南境内陇海铁路、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准备，沿津浦铁路向南发动攻势，再从湖南、广西一带北攻，形成南北夹攻的形势，彻底消灭蒋介石的军队，推翻南京政府。蒋介石也积极应对，先后调集约70万人组成4个军团和4个路军，以一部兵力在津浦铁路沿线防守，另外集中主力部队在陇海、平汉铁路沿线，先发制人，夺取战略要地归德、许昌，然后与阎锡山、冯玉祥进行主力决战；同时命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应对广西的李宗仁。4月5日，蒋介石下达讨伐阎锡山令，中原大战爆发。

　　在这场中原大战中，双方投入军力共120多万人，战场遍及河南、山东、湖南等省。在战争中，处于局外中立地位的东北实力派张学良成为扭转战局形势的关键，受到战争双方的竭力拉拢。冯玉祥派了薛笃弼，阎锡山派了贾景德，李宗仁派了刘震寰，这些人大都是一些智囊人物。冯、阎、李等地方实力派，之所以能够有自己的实力和地盘，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他们都有智囊团人物或幕僚班子为其出谋划策。因此，争取拉拢张学良实际上是一场综合力量的激烈较量，蒋介石要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取胜，非调遣自己最得力的人物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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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方面最初是派吴铁城前去拉拢张学良的。吴铁城以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为自己的助手，他们到达沈阳之后，多次与张学良接触，但结果也只是稳住了张学良，并没有使他表示竭诚拥护南京政府的坚决意志，自然更谈不上具体的协定。由此可见，争取张学良并不是一件容易简单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又决定让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张群与吴铁城一道进行说服。

　　当时南京政府给张群发了一个电报，请他直接去沈阳，不必赴京请示。重要公文由外交部长王正廷携往上海交给张群。张群后来回忆说：第二天一大早，王部长就去找他，当面交给他两个文件：一件是任命张学良为陆海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一件是派张群为张学良宣誓就职时的监誓人的派令。张群乘船沿海路先到天津，碰巧当天是周末，因下午还休息，取不到钱，张群就找中国银行的负责人商量如何可以取款，最后商定由上海中国银行电知沈阳分行，随时可以取款支用。张群立刻于7月26日启程赴东北。29日到达沈阳，张学良和吴铁城前来迎接。可以想见，未来的几十天，张群等人在东北的活动，将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张群作为南京政府中央特使的行踪虽然已尽量保密，但还是被外界察觉。阎、冯对张群到达沈阳的消息十分紧张，便制造空气说南京方面将要重金收买东北将领。鉴于沈阳的复杂气氛，张群决定与吴铁城一起陪张学良到外地旅行，伺机商谈要事。留萧同兹在沈阳和张学良的高级幕僚周旋，双管齐下。旅行的目的地是秦皇岛，两人在那里足足停留了3个星期。张学良住在行馆，张群住在海军公所，吴铁城及夫人住在专车的卧室里。4个人每天在张学良的行馆里见面。一开始，考虑到时事的紧迫，张、吴两人想直来直去，直入正题，堂堂皇皇地以春秋大义劝说张学良。但张学良不吃这一套，始终摆出一副敷衍的态度，作模棱两可之状。两个人不得不改弦更张，采取曲线方式，先同张学良搞好私人关系，联络感情。可是怎么做呢？经过细心的打听，得知张学良每天喜爱玩几圈卫生麻将。于是张群、吴铁城夫妇就和张学良凑成一桌，天天打起麻将来了。那时张学良有个习惯，白天睡觉，到了晚上才有精神，所以这场卫生麻将，总是晚饭后开始，一面聊天，一面玩牌。有时停下来吃点点心，有时张学良还要停下来打针。停停歇歇，谈谈打打。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将严肃重大的话题讲了出来。据张群说，在开始玩的十多天里，张学良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出什么意向，但在沈阳，阎、冯两方面的代表每天的活动情形却都经张学良之口告诉了他们。显然，张学良更倾向于接受南京方面的条件，只是待价而沽罢了。一场麻将，从天黑打到天亮，总共只有8圈，速度之慢，可想而知。天天如此，没有间歇，前后持续三四周。张群是一个善于养生、生活起居很有规律的人，但此次为了争取张学良，把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打破了，过了好长时间才调整过来。可见，为了蒋介石的基业，张群可以说是够卖命的了，反映了他的一片竭诚之心。

　　这场长达三四周的麻将，说起来有些荒唐，但正是这种荒唐之举，收到了兵家“以正合，以奇胜”的效果。此外，张群他们还对张学良周围的各色人物进行游说，重金收买，甚至参加豪赌，故意输掉几万几十万。结果，连张学良的副官和马允都被拉拢收买，为其随意进入张学良的官邸和寓所洽谈打点一切。据说，张、吴二人的交际费在百万以上。与之相比，阎锡山和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贾景耀每月的支出不过可怜的5000元。张学良在张群、吴铁城的软磨硬说之下，静观时局演变，权衡利害得失，暧昧态度一变而为明朗，终于9月18日通电拥蒋。9月18日发表“巧电”，21日，东北军入关，迅速攻占了平津等地，使冯、阎腹背受敌。10月9日，张学良就任副总司令。局势决定性地朝蒋介石有利的方向发展。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部队由张学良出面收编。蒋介石获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张群、吴铁城自然为蒋介石又立下了一个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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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部的军事冲突暂时告一段落之后，蒋介石又把目光再次转向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等地创建的革命根据地。1931年4月，他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7月又开始进行第三次“围剿”。不过，两次“围剿”均告失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妥协让步的政策，遭到全国舆论的谴责。加之该年2月底他阴谋扣押胡汉民，引导了巨大的反蒋波澜。这些事情综合到一起，使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势力再次集结到了一起，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呼声不断高涨。蒋介石不得已在12月15日发表《蒋主席辞职电》，宣布下野。然而，下野后的蒋介石仍然掌控着军政实权，而重新改组的南京国民政府离开了蒋之后又很难进行正常的运转。1932年3月，在蒋、汪联合的基础上，蒋介石复出，并独掌了军权。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有一个特殊现象，这就是一些政治人物常常会联合起来反对另一个占有优势地位的政治人物，而反对一旦成功之后，他们又没有办法去控制政治局面。这种现象集中反映在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上，体现在蒋介石的两次下野上。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就是对外要对日本妥协退让，对内要铲除异己，要“围剿”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从这种行动计划制定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都是蒋介石的政策中心，张群自然要围绕这个中心而鼎力效命。从1931年到1936年，是张群职务变更较为频繁的时期，其中原因主要是为了实现蒋介石的这个“安内攘外”的政策。其具体表现如下：

　　（1）到蒋介石身边任职。1931年年底，张群辞去上海市市长一职后，就被调到了蒋的身边，改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此时的蒋介石心思大都放在了排除异己上，要组织力量对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因此，可以看出，张群担任这一职务，主要意图在于协助蒋策划对豫、鄂、皖地区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作战。只是席不暇暖，又派其他用场了。

　　（2）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委。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又不断扩大其侵略图谋，其中一个重大步骤就是策动伪满洲国的“独立”。东北军爱国官兵不顾蒋介石对日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击日军。由于担心张学良的东北军继续违背不抵抗命令，同日本交恶，影响既定策略，于是蒋即派张群北上，担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和北平市整理指导文化委员会副委员长，表面是辅助张学良策划军政大计，实际是代表蒋介石主持对日交涉，贯彻执行蒋介石的对日退让政策。1933年初，日军进犯山海关，又占领热河全省，向长城一线进犯。中国守军进行了抵抗，张学良违背蒋介石的意愿，因此“引咎辞职”。蒋重新任命黄郛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负责与日本交涉，张群则在幕后多方协助，并利用其与日本朝野的广泛关系参与调处。

　　（3）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到5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南京政府以妥协退让换取了暂时的和局。趁此机会，蒋介石赶忙将张群调回南方，任湖北省主席，为正在进行的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提供支持，加强力量。张群到任后，与杨永泰相勾结，加强各级政权，对社会进行严密控制，对当地民众实施政治攻势，限制和肃清省内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影响，为国民党实施“围剿”建立坚实的后方。在任期间，适逢长江大水，张群便抓住时机，着手进行赈灾工作，以图赢得当地百姓对国民党的好感。此外，他还着手整理税收，平衡财政预算，力图振兴工商业。张群所做的这一切，都在于将一个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蓬勃发展的地区，变成南京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模范省。

　　（4）任外交部部长。1933 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的侵略野心并没有得到满足，继续进行侵略活动，不断扩张对华北的军事和经济侵略，进而策划“华北自治”，形势不断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1935年11月国民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大会上表明了对日外交态度的最后底线。由于大会之前，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遇刺辞职；随后不久，直接办理对日妥协行动的外交次长唐有壬又命毙上海，于是国民党五大之后，蒋介石接替行政院长一职，张群就任外交部长，以继续贯彻蒋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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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群上任后可以说是如履薄冰，因为他的“亲日”名声在外，而“亲日”犹如“卖国”，所以他要尽力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以党国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汪精卫被刺以及以“亲日”著称的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又被“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击毙，使张群极为震惊。当他知道自己也被“除奸团”列入暗杀名单时，更是心惊胆战、坐卧不宁。据说，张群接任外交部部长后，几次会见日本驻华使节均以日语交谈，引起国人愤慨，邓文仪*、刘健群等国民党军政官员对此多有不满，甚至认为有“清君侧”的必要。在一次酒席上，刘健群提出最好能除掉张群，邓文仪立即赞同，并请时任铁道队警总局局长叶蓬组织行动。叶蓬是武汉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吴佩孚的部下当过团长，1927年投靠北伐军，任夏斗寅第14师当参谋长、武汉警备旅少将旅长。刘健群、邓文仪为什么选择叶蓬去除掉张群呢？原来张群1933年任湖北省主席，与杨永泰一起整肃地方势力，将叶蓬撤职。叶蓬只好到南京另谋前程，与邓文仪等人结识，并当上了铁道队警总局局长，因此，叶蓬愿意为邓文仪效力。叶蓬收买了两个退伍军官从事这次行动，理由是张群利用职权勾结日本，出卖国家利益，因而要为国除奸。然而，还没有来得及行动就被抓住，并供出由叶蓬指使。蒋介石得知此事十分气愤，下令将叶蓬撤职，并查清案子。由于邓文仪等为叶蓬开脱罪责，又经汪精卫说情，张群碍于面子，并知道叶蓬的背后有邓文仪等复兴社指使，于是不再追究下去，表示宽怀大度，只要叶蓬今后忠于党国，摒弃私人杂念，他可以就此作罢。之后，叶蓬重返武汉任警备司令部参谋长，1936年又居然受陆军中将。抗战中投靠汪精卫，任汪伪参谋长、陆军部长，沦为汉奸，1947年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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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次事件之后，张群认为对一些关系重大的问题，需要有一个客观的分析。他与蒋介石分析了国际国内诸多因素，认为日本侵华日益扩大，中日之战势不可免，对外除加紧与英、美联盟外，还应与近邻苏联修好共同对日；对内则因红军长征至陕北，已非心腹之患，应集中精力作抗战的动员和准备。因此，对日外交谈判，应当改变过去迁就、软弱的立场和委曲求全的态度，全盘调整中日之间的关系，否则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势将被抗日救亡的怒潮所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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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的张群屡次谈其对日谈判，那是他一生得意的一笔

　　● 临危受命，他以娴熟的外交技巧处理错综复杂的对日事务

　　● 有理有据，态度强硬，日本多名外交官黔驴技穷，竟出怪招儿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局势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国际联盟无意也无力阻止日本的侵略，从而使日本的侵略气焰更为嚣张，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国内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内部的反日派也不断施压，促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变更对日妥协政策。而另一方面，英、美等国仍然没有干预日本侵略中国的迹象，因中东路事件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还没有恢复，在抗日问题上，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军奋战的地位，况且国内常年的征战也使南京政府元气大伤，缺乏立即对日作战的实力。因此，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对日政策也是矛盾的。一方面还是做出有和平谈判愿望的姿态，如蒋介石在大会上所说的，“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益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可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另一方面，又宣布“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作为国民党“建国唯一之大方针”。这种措辞反映出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已进入一个过渡期，出现了新的动态。通俗地说，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和平，但和平是有原则有底线的，你们日本不要欺人太甚。这是对外的方面，而对内来说，则要继续进行铲除异己、“围剿”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之所以要以最大的努力与日本妥协，求得所谓的和平，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要继续其“安内”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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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敏锐地嗅出了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隐含的变化。就在蒋介石发表上述演说的后一天，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就要求会见蒋介石，当着面指出：“（演说）势必引起纠纷事态及破坏治安，进而还会严重影响与该地有密切关系之日本及满洲国。”甚至发出威胁称，关东军绝不会对此默不吱声。对如此骄横的态度，蒋介石的回答也是针锋相对的：“作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

　　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长之后，开始对行政院的班底进行改组。任蒋作宾为内政部长、何应钦为军政部长、吴鼎昌*为经济部长、张嘉敖为铁道部长、张群为外交部部长。蒋介石之所以要组织这样一个政府班子，就是考虑到这5个人都曾留学日本，与日本方面有因缘，熟悉日本情况，可利用这些人的关系，直接与日本交涉，调整中日关系，以延缓中日之间日趋紧张的形势。要实现这些意图，蒋介石又特别看重外交部部长的人选。张群回忆说：“我一向是从事内政工作的人，为什么政府忽然要我来做外交部部长呢？找我来做外交部部长有什么作用呢？”据蒋的意思，新的外交部部长人选必须能恰当地把握当时的微妙局势，既不能激怒日本引起双方冲突的过早爆发，又要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就是说，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在国内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需要一个政治上、外交上都十分老到的人来担任外交部部长。蒋最初考虑再请黄郛出任该职。但黄氏自济南惨案发生后，就打算不再从事政治了，退居莫干山修身养性。期间，蒋虽多次请他出山也坚辞不就。然而，由于念及与蒋的私情旧谊，又勉强出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对日交涉。黄与日本人交涉的一个结果，是签订了《塘沽协定》，但被时人认为是丧权辱国，受到了国人的一片痛责。这使他郁郁寡欢，加之身体越来越差，再也没有了从政的念头。因此，对于外交部部长一职，他实难承担。所以，经过一番考虑，蒋最终决定让张群出任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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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群作为第二号外交部部长的人选，显然考虑到了他与日本交往具有较长期的经验，并且又是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张群在晚年写的回忆录《我与日本七十年》中写道：“追怀往事，真不胜其感慨，在这70年的中日关系史上，我可说是渊源最久，接触最多的一个……我几乎是无役不从。”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使命的意义：蒋介石的这样一个安排，乃是希望自己竭力与日本办交涉，与日本取得暂时妥协，“如能再争取两三年的时间，则我们安内的工作便得以完成，即可倾全力攘外。”简短一段话，道出了蒋介石心中的天机。

　　张群上任之后，为了体现对日外交的新面孔，决定改变汪精卫“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做法，放弃争取国际联盟支持等毫无意义的举动，直接与日本政府进行两国政府间的正式外交交涉，以求全盘调整两国关系，竭力缓和一触即发的情势。对于争议不下的重大议案多加周旋，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以能拖则拖的办法争取时间。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张群在就任的第三天，便正式发表外交声明，重申国家交往要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并提出要通过合法途径解除不平等条约。声明的次日，日本外务省做出回应，蛮横地指出，绝不允许撤销原定的各项条约。20日，张群会见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揭开了两国正式外交谈判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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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次会谈中，张群指出，中日双方的冲突原因在于两国关系未做“根本打算”，要求此后双方循外交途径正式商谈两国之间的整个关系。有吉明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但坚持要求华北问题仍由华北地方处理。对此张群断然拒绝，并提醒日本停止其在华北的策划。日方指责宣传抗日的学生运动，张群义正词严地指出日本乃肇事之源，需要自身先改变形象。有吉明并没有在谈判中占据上风，便改变谈判重点，狡猾地说：“中日外交已经有了‘三原则’，11月20日拜见蒋委员长时，蒋已经无条件赞同。”

　　这里的“三原则”，就是所谓的“广田三原则”，是由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于1935年10月7日提出的，其内容有三点：（1）“中国应先取缔排日，并抛弃依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2）“中国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作事实上的默认，反满政策自应抛弃，华北与满洲接壤的地区应实行经济、文化融通与提携”；（3）“来自外蒙的赤化是日满支三国的共同威胁，中国应依日本排除威胁的希望，在与外蒙接壤地带做各种合作设施”。以所谓“三原则”作为中日谈判的前提明显是日本的一相情愿，10月20日，蒋介石派时任国民政府驻华大使蒋作宾*回复广田“三原则”：除满洲问题外，一切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如《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等均应取消。日方表示不能接受。现在，有吉明重新抛出“广田三原则”，张群立即加以澄清，否认中国政府同意“三原则”，只同意可以对之进行商讨。

　　对有吉明的这次会谈，激进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强烈不满。1936年1月21日，广田在日本贵族院将“三原则”公开发表出来，并强词夺理说，中国政府“对以上三原则表示了赞成的意思”。第二天，张群命令外交部发言人严正地予以否认。2月7日，日本政府调回有吉明，改派有田八郎任驻华大使。

　　就个人关系而言，早在1928年5月张群赴日本处理“济南事件”时，就曾与时任外务省东亚局长的有田八郎打过交道。张群希望能利用这种旧交情推动谈判，不过他也知道，有田八郎只是执行日本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颗棋子，因此，更多的还是两个国家的外交博弈。

　　3月16日至19日，4天之内张群与有田八郎连续进行了4次会谈。会谈中，张群表示，当前中日外交关系进展困难，主要有3个症结：一是中国人对日本人本无怨恨，之所以出现如今愈演愈烈的仇恨心理，是由于近数年来日本推行侵略政策之结果。广田外相所表示的不侵略不威胁政策若真能实行，中国人对日本的疑虑自然会消除，反抗情绪也会随之熄灭。二是近数年来中日关系屡出常轨，每遇问题往往不遵循常规解决之道，只求问题局部的一时解决，结果造成众多纠纷，影响两国关系大局。今后应有两国政府出面进行整体解决，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三是中日两国的纠纷起因是“九一八”事变，所以，调整中日关系的根本办法应从东北问题的协商解决开始。没有这样的起点，双方很多问题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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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东北问题作为处理中日关系的起点，这是蒋介石在对日关系上的重大转变。以前，国民政府的沉默态度，实际上默认了日本的侵略现实。现在，针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姿态，提出东北问题，无疑是一个巧妙的外交策略。

　　但有田八郎并不理睬中方提出的意见，顽固坚持“满洲国”独立，并以中国中央政府无力解决华北地方事务为由，为华北的“特殊化”地位制造依据。他继续强调“广田三原则”，企图迫使中国将它作为改善中日关系的基础接受。张群严正地拒绝了有田八郎的提议，同有田八郎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张群首先提出，必须先由满洲问题的适当解决，以作为两国新关系的基础。而有田八郎认为没有重谈满洲问题的必要。

　　张群继而指出，如果满洲问题一时不能解决，则至少应解决目前最迫切的华北问题，日方最好取消《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军事上的各种约束。有田八郎则狡猾地声称，日方可以这样做，但前提是中国先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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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谈判，张群看到很难取得日本方面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便转而将重点放在争取日方承诺不轻易使用武力解决两国关系的问题上。他指出，华北是中国主权的一部分，在华北问题上的恰当处理方法是日本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外交谈判，而不是由日本与地方政府“自主”解决，这样的解决绝不会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有田则诡辩道，华北问题复杂，中央政府难以解决，地方政府需要有其“自主地位”。

　　在谈论华北问题时，有田八郎话锋一转，提出中日两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共同防共”，双方应在此问题上达成一个协定。针对有田八郎的避实就虚态度，张群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表示“防共”问题必待满洲和华北问题解决之后再作考虑。

　　经过一番谈判，张群看到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果，便最后表示了中国的基本态度：目前两国关系改善的关键在于日本。日本只有改变其一味侵略的态度，先接纳中国的一些合理要求，才能进行深入的谈判，推进中日关系。

　　以上四次谈判，终因日本方面毫无诚意而告失败。此时，有田八郎奉命归国，出任于3月24日新成立的广田内阁外相。广田内阁成立于由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的“二·二六”兵变之后。这次事变使得军部势力进一步扩大，几乎控制了整个日本政府。在军部主导下的日本政府推行更加激进的侵华政策。对中国，广田内阁决定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同意继续与中方谈判；另一方面仍要进行军事征服和武力威胁。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向华北增派了大量兵力，天津驻屯军由2800人增加到1万人；在察哈尔制造事端，制造军事行动的借口；策动内蒙古德王“独立”；在北平抛出“经济提携”、“共同防共”等政策，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第29军军长宋哲元施加压力；在各地肆意进行走私和贩毒活动，扰乱国民政府整顿经济秩序的活动。日本的这些恶毒活动本意在迫使南京政府知难而退，但不料激起了中国社会各界新一轮的反日浪潮。同时，也加速了中国国内政治势力的团结，7月，广东、广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同意接受南京中央政府的领导，持续数年的两广分裂局面就此结束，这不能不鼓舞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激情。结果，8月发生了“成都事件”，9月份“北海事件”又接踵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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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成都事件”，简单地说就是“华北事变”以来，日本蓄意制造的又一起严重的中日冲突事件，其导火索是日本强行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其发生经过是这样的：日本早已认定成都是西南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一旦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西南肯定成为中国最后的抵抗基地，并且实际上，蒋介石已在谋划建设大后方的计划。因此，日本加紧了对西南地区的情报收集工作，提出要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要求。南京政府以成都并非通商口岸加以回绝。但日本不肯就此罢休，5月单方面任命岩井英一为代理总领事。岩井7月抵华，8月中旬到达重庆。跟随岩井的4个日本人秘密潜伏到成都活动，在大川饭店住下。8月23日，成都万名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要强行在成都设总领事馆，而这4个日本人的到来，则更激起了人们的反日情绪。成都治安局担心意外发生，便劝告这4个日本人不要走出旅馆，但他们不予理睬，第二天便出去游玩、购物。24日傍晚，激愤的民众聚集起来，冲进大川饭店捣毁家具，并和这个4个日本人打了起来。4个日本人两个死亡，两个受伤。由于军警出面镇压，使民众中有不少伤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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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事件”发生后，日本总领事须磨立即找到张群，声称此案中国方面责任重大。29日，行政院发布明令，重申中央政府历来敦促睦邻友好，并说成都事件违背了政府睦邻之旨，今后不得再违。尽管如此，这件事还是成为了日本制造侵略的借口。如日本外务省和军方首脑已决定提出如下一些与“成都事件”毫无关系的要求：一是使中国承认“广田三原则”，并进行实际的“经济提携”。二是使中国完全接受“华北明朗化”的计划，并强迫具体实施。三是要求开放长江上游航路，以及承认日本人在沿岸内地侨居、贸易、购买土地、设立工厂的自由。对此，张群说，所谓“经济提携”，目的是要中国成为棉花、煤铁、羊毛等原料的“供应国”，而日本则成为工业制品的“供应国”，也就是使中国成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所谓“华北明朗化”，就是要在华北树立傀儡组织；所谓“开放长江上游航路”，则是要在中国中部、南部培植日本势力。

　　日本方面提出这些带侵略性质的要求之后，又命令驻华大使川越茂进行交涉，提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成都事件”要表示道歉，并进行处罚和赔偿，而今后要根除排日政策，并负责排除重新开设日本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一切障碍。可见，日本的气势咄咄逼人。正当张群考虑着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准备与日本方面会谈时，又在钦州发生了日本人被杀的“北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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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之后，日本在外交上对国民政府进行施压的同时，又派遣6艘军舰开往广东和上海，有2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官兵在上海登陆，进入战备状态。在这样的情势下，为了使局势不会马上恶化，张群与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川越开始了新一轮的八次外交谈判。

　　9月15日举行第一次谈判，主要谈论“成都事件”的处理。张群显然窥出了日本谈判的意图，决定先发制人，一开始就主张先谈“成都事件”的解决问题，不与调整中日关系混为一谈。但川越却认为“成都事件”不难解决，仅解决“成都事件”，仍不能使日方缓和紧张气氛，必须先解决若干政治问题，才可能商谈“成都事件”。川越说，“成都事件”的发生，虽系民间行为，实则是因中国党政机关未能认真取缔所致，中国方面负有放纵之责，所以要改善双方关系，中国必须首先创造一个正常的对日社会氛围，谨防意外事件发生。他进一步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对日活动应由政府负责；二是修改排日教科书；三是解散一切抗日团体。对此张群当即反驳说，中国民众今日的对日反感情绪，纯因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切行动均系侵略，不知野心有无止境，对于贵国之态度，咸抱有绝大之疑虑与不安。此实为进行调整之最大障碍”。川越表示对“历史问题”不感兴趣，继续列出一系列新的提议，如“共同防共”、上海福冈通航、成都开埠、减低关税、聘请日籍顾问、逮捕和驱逐反日的韩国人。张群则答道：“最为重要的是解决华北问题，其他问题可以暂时搁置。”

　　9月16日进行第二次谈判。这时，“北海事件”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南京，川越遂借此要挟：“日本海军考虑对于海南岛或青岛作保护占领。”

　　交涉刚刚开始，中日关系又再次出现紧张局面，主要由于又接连发生了北平“丰台事件”和“汉口事件。”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发生5周年纪念日。当天晚上，丰台日军演习，借故挑起事端，与中国驻军第29军第37师冯治安部某团5连发生冲突。当时中、日两方军队迎面碰上，互不让路，日军小队长岩井策马驰入中国军队行列，日军乘机散开将中国军队包围。中国军队连长孙香亭立即上前，试图调节双方冲突，却被日军掳走。双方相持了整整一个晚上，北平也实施戒严。在此之前，驻扎丰台的中、日军队已于6月26日发生过一次冲突，7月9日和21日，中、日军队在大沽和天津又接连发生了冲突。为避免冲突升级，19日，中方军队撤退。然而就在这一天，汉口又发生了杀死日本领事馆巡查吉冈庭二郎的事件。事发后，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借口保护侨民，以两艘驱逐舰运载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在汉口登陆，以查找杀人嫌疑犯为名，逮捕中国人达23人之多。在东京，外务省和陆海军省举行联席会议，商讨处理办法。21日，外务省发言人声言：成都、北海和汉口的事件“为排日主义的结果，日本在政治方面自当更坚决要求中国当局……完全取缔排日主义，调整两国关系”。局势十分紧张，鉴于日方的强硬态度，张群面临的必然是一场极为艰苦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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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3日，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川越即席提出七项苛刻要求：

　　（1）以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五省为缓冲区域。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保留宗主权，但一切其他权利与“义务”——如官吏任免、赋税征收及军事管理等，均需移交当地自治政府。（2）仿照华北经济提携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3）订立“共同防共”协定。（4）建立中日间的航空交通线，特别是至福冈航线。（5）中国政府聘请日本顾问。（6）订立特别优待日本货物的关税协定。（7）完全压制排日宣传，包括修改各级学校教科书以及取缔朝鲜人的问题，并要求严格限制朝鲜人归化和参加军事学校等。

　　对这些侵害中国主权蛮横无理的要求，张群表示不能接受，对日方提出的问题，分别给予了如下回答：

　　（1）华北问题。中国北部本无问题，华北问题之产生纯粹是由于日方造成种种特殊状态而起。如果日方的用意不在进行平等互惠的经济合作，而是控制华北的政治及财政，甚至企图造成独立或半独立的分裂政权，则此种计划，明显破坏了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绝无商讨的余地。

　　（2）减低入口关税问题。入口税的改订，属于中国内政，日本没有权力插手。虽然中国政府制定的关税，本可斟酌国家财政状态与商业情形，随时加以适宜的调整，只是在研究关税时，所有走私现状，自应首先予以考虑。

　　（3）“共同防共”问题。“防共”也在中国内政范围之内，不需要与任何第三者协商。中国的内政问题将一如既往地依靠自身力量应付，毋庸外国的协助。

　　（4）上海至福冈之间中日民用航空联络问题。此事日方提议，原在“九一八”事变之前。1935年，日本递信省曾与中国外交部几度商议，本平等互惠精神，拟有草约。继而因日本飞机在中国各地，未经合法手续，任意飞行，严重影响中国领土主权和安全。所以，在此种事态终止之前，难以实行两地同行。

　　（5）聘用日籍顾问问题。中国政府聘用外国顾问，依政府需要与被聘用人员的技能而定，本无国籍限制。中日邦交如果真能好转，中国政府聘请日籍技术人员一事，自然不成问题。但这个问题始终应由中国政府自行决定，并非外国政府可以要求之事。

　　（6）取缔排日问题。在中国方面凡政府力所能及，原可以引导人民对日观感，借以推进中日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过情感出于自然，因环境而生，要想真正改善目前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感情，日方宜一方面消极地除去恶感，一方面积极地树立新外交。消极方面应立即停止种种在华侵略计划，废弃武力干涉与高压态度。积极方面，须表示尊重中国主权与行政统一的诚意。如若不然，政府虽日发一令，费尽唇舌，对人民的心理仍无一丝改变之功效。

　　（7）取缔朝鲜人问题。朝鲜人及其他日本籍人民，在日本势力庇护之下从事非法活动者，自应由日方当局加以取缔，中国政府固然不愿任何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有任何针对第三国的非法行为，遵循相应的国际义务，然而要保留最终的决定权。

　　张群本着协商的精神指出，中日关系的调整，应合乎平等及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原则，若仅就有利于一方的问题进行商讨，很难达到调整外交的目标。张群也将中方认为最迫切的问题，向川越提出如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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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止淞沪、塘沽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殷汝耕）。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缉私。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解散察东与绥北匪军（蒙古德王及李守信部队）。

　　对于这五项提案，川越根本拒绝讨论，强行要求采纳日方的提案，使谈判陷入决裂的边缘。在此情况下，张群立刻派外交部司长高宗武*会同张嘉璈*专程飞往广州，将会谈的详情报告给蒋介石。按张群的意思，有关上海和福冈间的通航，不妨答应，但蒋介石认为日方志不在此，徒让无益，便决定不予接受。同时蒋打电报给张群，劝他读一读当时新出版的一本书——《郑子产传》，实际上是在提醒张群，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当时中日关系处在微妙之际，主持者一定要沉住气，切忌意气用事，因小失大，导致中日关系完全走上决裂的道路。在蒋介石看来，即使不可避免要与日本一战，也要争取时间，当前外交的中心任务就在于千方百计地同日本虚与委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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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张群还将会谈情况电告正在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大会的中国代表，希望他们能说服各国代表，抵制日本的侵略活动。顾维钧大使在国联大会上发表演说，呼吁各国注视远东局势，并提出警告说：“日本野心勃勃如不戢止，将会有重大影响及于欧洲。”但是此时的国际联盟已形同虚设，加上英、法等大国推行绥靖政策，连近在咫尺的德、意法西斯的扩张都制止不了，对日本更是鞭长莫及了。

　　就在第三次会谈的晚上，上海又发生了日本水兵被杀的事件。事情的起因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的水兵，在上海公共租界吴淞路口受到袭击。结果造成一等水兵田港朝光胸部中枪，当场死亡，另外两人负伤。事件发生后，驻屯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迅速出动装甲车，封锁闸北交通。端着上了刺刀的岗哨对过往行人一一盘查，凡被认为可疑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拘留，使得气氛顿时大为紧张。

　　日本海军省接到“上海事件”的报告后，当晚彻夜召开会议，决定对中国进行“威迫外交”。据战后公布的日方资料，当时日本海军省决定的“对支时局处理方针”，其内容有：

　　“以武力为后盾，要求和蒋介石直接交涉，促其返回南京和日本直接交涉。如果不回南京，则发出最后通牒，并将日本侨民撤往上海、台湾、青岛等地。至此，如不接受要求，便与陆军协力对青岛做保护占领，并封锁中国中南部要地，以及轰炸其航空基地及军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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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至28日，日本海军调派了5艘巡洋舰、24艘驱逐舰、10艘炮舰、2艘特务舰集中于上海，并派陆战队2000多人登陆，进入备战状态。日本内阁会议在28日接受了海军的要求。会后，外相有田八郎会见各国记者团，发表谈话，表示“调整日中两国关系的交涉毫无进展”，并以一种恫吓的语调说：

　　“此次日本与中国交涉之结果，于中日关系非常好转抑或非常恶化，二者必居其一；若从来之暧昧情形，绝非所许。”进而，有田八郎以一种显示责任在中国一方的口吻声称：“此际，中国与日本携手乎？否乎？实已于应择其一之重大歧途。在余个人，仍希望中国排除万难而与我方握手。”

　　日本海军方面的态度更是蛮横之极，赤裸裸地宣称：“中日南京的谈判，已无进行的必要，而当断然地发动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张群与川越的会谈，不得不暂时中止。

　　9月28日，日方提出要求，希望川越大使能与行政院长蒋介石“直接交涉”。同时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主计来华，向川越传达新训令。这种做法本不符合国际惯例，但为表示调整两国关系的诚意，打破眼前交涉的困境，延缓日本的进攻，蒋介石还是答应了日方的要求。10月8日上午，双方在行政院长官邸会谈两个多小时。在会谈中，蒋介石纵论中日两国的前途及亚洲大局的情势，说明两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必要性，为此，日本必须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至于所发生的几个意外事件，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准备依照国际惯例进行处理。其他问题仍由张群部长和日本大使继续商讨。会谈结束，临别之际，蒋介石郑重告诉川越：“华北之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会谈之后，双方都向外界表示，有希望通过两国的继续谈判解决某些分歧。

　　10月19日，张群与川越开始第四次谈判。21日，又做第五次谈判。两次谈判均无结果，双方在华北自治与“共同防共”两件事情上难以取得共识。23日，张群会见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发出质问：“现在日方表面上在南京交涉，而关东军在绥东侵略，不能不令人怀疑日本之诚意！”喜多则反问道：“在南京和上海间、上海和杭州间，传言有大军配备？”张群表示这纯属子虚乌有：“所传未免神经过敏。有一点儿部队，都是两广事件后返防的。”

　　实际上，这时张群与川越的谈判已徒具形式，双方已经完全互不信任，谈判背后，各自暗度陈仓，加紧备战。日本关东军的行动事实毋庸置疑，他们疑虑的中国军队调动也并非空穴来风，这时的南京政府也在考虑调整全国的军事配置，应付日本的突然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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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两次谈判没有结果，川越派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回国请示。张群也训令许世英*访晤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主张缓谈“华北自治”与“共同防共”问题，以打开中日交涉的僵局。

　　10月26日，双方进行第六次会谈，但仍无结果。27日，日本内阁给川越下达新训令：“华北自治及共同防共须中国先为原则的承认。”

　　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对日交涉有一最低限度，即恢复河北行政完整，取缔察北匪军王英及李守信，至于“防共”可予以考虑。张群当日派遣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访晤川越，川越认为中国提案与日本要求距离太大，交涉难以取得进展。谈判又陷入停顿状态。

　　日本方面看到谈判无法取得好处，便让在华北的日本驻军开始行动，造成既成事实。平津和通州的日军，举行大规模演习，擅自进入北平城。关东军暗中支持察北匪军，其匪首王英、伪蒙军李守信前往天津，与日军勾结，图谋向绥远进犯。中国冀察第29军当局也准备演习，还以颜色，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也严加防备，一时华北几乎成了角斗士即将正式搏斗的角斗场，两大势力互不示弱，战争一触即发。

　　正在这时，须磨回到南京，从东京带来了新训令，川越立即召集日本武官喜多诚一等研讨外务省训令。中日双方私下进行非正式接触，商讨进一步谈判的可能性。11月10日，又开始了第七次会谈，讨论当前紧张局势。中方立场不变，拒绝谈论“共同防共”问题，要求恢复河北行政完整，安定察北、绥东。日方否认在内蒙古的阴谋活动，仍旧坚持“华北自治”、“共同防共”、“取缔排日思想”，会谈无果而终。

　　11月11日，日本唆使伪蒙军李守信和王英匪军向绥远边境移动，进攻陶林、红格尔图等地，其兵力有骑兵步兵2000人及飞机8架，山野炮10多门。14日，绥远战事爆发。让国人大为振奋而令日本为之气短的是，中国军队大破敌军。24日，国民党军队傅作义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奋起抵抗，攻克了绥北重镇百灵庙，打退了敌伪军的屡次进攻，致使日本策动的“内蒙军政府”阴谋宣告破产。这不能不增强中方在谈判中的气势。

　　18日，张群派高宗武通知川越：如果绥远战事继续下去，那么中日交涉就无法进行。当时战事尚不明朗，所以日本对此置若罔闻。只是到了21日，外务省发言人才做出艰涩的辩解，说明绥远战事与日本无关，属于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可以自由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