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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真实记录了蒋介石的终身幕僚张群一生的主要历史活动。蒋介石有许多幕僚，据说大大小小不下百人，有的随从时间长，有的随从时间短，而张群则是他的终身幕僚，这在蒋氏幕僚中是很少有的。张群与蒋氏是结拜兄弟，过从甚密，关系最铁，为蒋氏办了很多事儿，每当关键时刻，他就是一个得力的卒子，为蒋鼎力效命，深得蒋氏之喜爱。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人，曾与蒋介石一道东渡日本留学，并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革命活动，成为讨袁军中的一员。后又受蒋介石召唤，辅佐北伐军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为蒋氏上台出谋划策。蒋氏后期北伐，张学良东北易帜，张群的作用是相当大的。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出任上海市市长。随着日军侵略的加深，他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参与主持对日谈判。1933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35年，任外交部长。抗战军兴之时，他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后又出任四川省主席，以图稳固西南后方。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谈判，他是国民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主要代表之一。解放战争期间，他出任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行政院院长。败退台湾前，他为挽救蒋介石政权而垂死挣扎，差点成为云南卢汉的阶下囚。到台湾后，他成了国民党的大元老，活了102岁。可以说，张群的一生“无役不从”，经历了民国历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试看国民党百岁元老一生的历史，尽在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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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生在风光秀丽的四川华阳，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幕僚

　　● 他考入了清朝政府创办的保定军校，却拒绝给段祺瑞请安

　　● 他在保定军校大谈反对专制，被遣送日本读书

　　公元1888年（清光绪十五年），在四川省华阳县的一间青砖红瓦的房子里，一个婴孩呱呱落地。这个孩子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张群。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已进入了正处于“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中国社会，开始在这个充满沧桑变化的时代中，展开自己的一生。

　　华阳县历史颇为久远，据《辞源》“华阳”条介绍：“唐分成都县地置蜀县。安史之乱，玄宗西奔入蜀，改为华阳县，明清皆属成都府。公元1965年并入双流县，属四川省。”四川被誉为“天府之国”，源于成都平原的富庶，而华阳县正处于成都平原中心。这里空气温暖湿润，土壤肥沃，风景秀美，气候宜人，由都江堰流出的府河如玉带环绕，与陶渊明笔下“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颇有几分相似。如果是在治世，身处小康之家，在这样的环境下本可潜心熟读经书，通过科举考试一举成名，证明自己的才学，治国安邦，实现千百年来知识分子“修、治、齐、平”的梦想。或者虽不幸落第，退而闲居乡间，沉吟自然，舞文弄墨，成一代文人骚客。然而，这是一个极不平凡的时代，要求读书人寻找不同常规的生活道路。

　　张群的父亲叫张汉霞，是当年清政权的一个幕僚。清朝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的生活出路，就是为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当幕僚。中国的幕僚历史很长，从西周时期就有了，隋、唐之时还有专门的幕僚制度。到了清朝时期，幕僚发展得非常完备。张汉霞的幕僚身份，对张群的幼年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幕僚的核心品质在于谨守君臣之道，服膺忠孝之礼。在传统社会里，幕僚是践行儒家道德价值观的典型。凡为幕僚之人，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不言而喻。张老爷子也努力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这样的教育，聘请私塾老师到家里给张群等家族子弟授课。正是在这种教育环境里，培植了张群为人处世的基本品质：对主忠诚，待人谦和。另一方面，晚清时期的幕僚也是社会先知先觉的一群人，其复杂的阅历、广阔的视野，使他们对社会对时代的变化保持敏锐的洞察力，或预先设计因应之道，或果断接受有生命力的新事物。随着“西风”“西潮”汹涌而来，社会大势日益崇外，教授西方知识的新式学校比单纯的旧式学堂益显示出更好的前景，张老爷子决定让张群也喝些洋墨水。于是，上中学时，张群来到了新式学校。

　　虽然如此，在张老爷子的心里，让儿子沿科举阶梯最终光宗耀祖仍是保险便利的不二法门，学习些西洋的新玩意儿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时变。可是，1905年随着科举考试的废除，最终使他放弃了这个念头，旧的道路不行了，新的前途安在？在这里，张老爷子又一次显示了其卓越见识，他决定送张群学军事。晚清巨变，江河日下，其肇始于鸦片战争中清朝政府的失败。历史经验常常表明，在乱世之中，能占据权势中心、左右时局变化者，往往是军人。如曾国藩等以训练团练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起家，引起晚清满汉官员、中央地方权势分配的转移。战事连绵，虽然中国屡屡战败，然而执掌国家大权的重臣中，则以军事起家、有军人背景者愈益增多。固然，在当时社会，有前途的道路不止军事一条，如学习西方的知识技术也被时人看好。但张老爷子明白，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权力地位是首要的，没有权力，任凭你有多大本事，都有可能湮没于众人当中。既然存在通往权力的更为便捷的途径，何苦要绕弯子兜圈子去冒险呢？

　　张群小时候是一个敢于冒险的孩子。他的这种性格，使他选择军事政治的前途变得可行。在张群10岁时发生的一件事，即说明他具有一种冒险的劲头。这一年，他的祖父去世了，家里举办了丧事。当时用的是泥做的火炉，泥炉里有一个洞，生火的人用一根铁管在洞中上上下下地转动，借此控制炉火的大小。这吸引了年少好奇而又富有冒险心的张群，于是他趁大人离开的时候，拿起了铁管，拼命地在火炉里转动起来。结果炉火暴涨，泥炉崩裂，一个火块落在了他的脚上，并且粘住了他的脚背，钻心的疼痛让他大喊大叫起来，等大人赶来把快烧成灰烬的鞋袜帮他脱掉的时候，脚背上的肉已快烧焦了，只见骨不见肉。这次事故使张群一连3个月不能行动，但他的冒险精神并没有减退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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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地理的经验总结，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动乱年代政权割据的迹象总是在四川、山西等地区首先反映出来。但是到了近代，这条政治格言也许就要加以修正了，因为新的不安定因素、新的乱源不仅仅存在于西部的高原和山区，还来自于东部的海外——西方国家的侵略。四川地处西部内陆，虽然对这种来自西方列强的侵扰还没有深切的感受，但随着长江航路的对外开放，也渐渐受到了欧风美雨的影响。20世纪初最有影响的革命著作《革命军》出自四川人邹容之手，足见新思潮影响四川的程度。当时，许多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志士，受社会新的思潮影响，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影响，都会产生革命的激情和意愿。在十多岁的时候，张群就开始接触一些革命读物，随着年龄的成长，目睹清政府外交上的不断失利，使他的革命意识逐渐萌芽和生长。

　　就在废除科举制的第二年，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年届18岁的张群，报考了清政府陆军部开办的陆军速成学堂（后改名保定军校）。张老爷子让儿子选择投笔从戎之路，确实对张群以后的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许是他意料中的，但不曾预料的是，张群竟由此与中国的高层政治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走上了一条惊险的路途。

　　张群在赴京参加保定陆军学校的会试中，踌躇满志，如初生牛犊，首次显露了他早年积累的革命意识。当时的会试由段祺瑞主持，按规定考生一定要施行请安礼，即北方旗人那种屈膝半跪式的见面礼。应该说，一种礼节即使它本身最初难以让人接受，但一旦成为一种富有政治性的形式，也会成为习惯并被社会所接受。但这是一个礼制权威开始遭到质疑的时代，在已有叛逆思想的张群看来，这种礼节有失自己的尊严，因此他选择了抗争，对监护人说，如果非要行旗人请安礼，宁愿弃考回乡。此举自然受到了监护人（即保证人）的百般阻止。也许是口头难以争辩清楚，张群和同去考试的一个王姓同学决定阳奉阴违，去参加考试但不答题。于是在应考三科中，有两科——数学和理化都交了白卷，只是国文科考试题目引起了他的兴趣，终于大做文章，进行了一番发挥。就是这样的态度，居然还是通过了笔试。这样，张群又一次不得不面对面试中行见面礼的问题。面对段祺瑞的威严，在充斥满堂的要求“请安，请安”的呵斥声中，张群仍然固执己见，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反抗：“我从来没有请过安，不知道怎样做。”如此的傲慢态度最后居然迫使段祺瑞做出了让步。

　　保定陆军学校创设于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是一所近代化的高等军事学府。它虽然只有短短22年的历史，但造就了大批军事人才，在我国近现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保定军校位于保定市东北郊，总面积约1500余亩。这里原是一座拥有庙产千亩、殿宇百间的关帝庙的旧址，后改建为军校。全校分校本部、分校（包括小教场）、大操场和靶场四部分。校本部占地180余亩，其建筑仿照日本士官学校，砖瓦结构的建筑气象森严，颇有气势。军校四面有高大的围墙，墙外有河环绕，两岸柳树成行。张群就是在这个气势宏伟的学校里开始了他新的人生。

　　张群走进这所气势宏伟的大学之后，还是有所期待的，他希望能够学到最先进的军事知识。保定军校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也确实参照了德国和日本的军事教育，并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摆脱了老式练兵的那套旧方法。军校设有步、骑、炮、工、辎重五科。教官和各科队长也大多聘请曾留学德国、日本的学生及陆军大学和本校的优秀毕业生担任。教学内容分为技术课和课堂教育两部分，技术课有劈刺、体操、武术等；课堂教育有战术、兵器、测绘、筑垒及典范令等军事内容，另外还有理化、数学、史地等基础知识，并且不时地举行野外演习，增加学员的实战能力。在这里，张群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初级军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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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军校尽管有着比较好的教学内容，但张群对学校却越来越反感了，因为军校的教学内容虽然比较近代、比较先进，但是教育思想、育人理念却一点也不近代化，仍然强调忠君思想，宣扬满清王朝的权威，并且教学体制专制呆板。这使张群的反满思想进一步深化，反抗政府权威的意识有增无减。在一次国文课堂上，他抓住老师出的作文题目，借题大发牢骚，发表反专制言论，招致校方的密切关注。而在这一时期让校方关注的学生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蒋介石。蒋在一次细菌课上，公然回击日本军医官把中国人比作泥巴里寄生的4亿细菌的侮辱，校方表面上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对于蒋介石却有一些赞许。只是张群这时候并不认识蒋介石，而张群长期的不驯服表现，也造成了他与二队队长满人裕坤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校方决定将他放逐出去，以免给学校惹是生非。

　　对这个叛逆的学生到底如何发落呢？此时，清末新政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新军的建设是新政的重中之重，成为维持清政权的最终依靠力量。保定军校的设立，正是服务于培养新的有才干的军事人才的。然而，新军同样是革命党人争取的主要目标之一，清政府屡屡为在军校学生中发现异端感到头疼。如何处理这些异端呢？固然杀一儆百是必要的，但动不动就起杀机，不仅使其震慑力下降，更会失去青年人的投效热情，所以更常用的方法是苦口婆心的教育。派遣官费留学生去日本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在清政府看来，留学日本既可以间接学到西方先进技术知识，而且费用较少，方式便利，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军事教育仍以效忠君主、服务国家为宗旨，符合自身愿望。当清末新政的主要策动者和主持者张之洞在新军发现异端时，他选择了将其遣送日本留学的方式，这一做法很快为各地新军管理者效仿。保定军校校方也如法炮制，决定把张群也放逐日本。张群也以学校管制太严为由，同时想出去见见世面，扩大一下眼界，于是认真为留日考试做准备，当时的蒋介石也在努力准备考试，这两个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一个月光淡淡的夜晚，微风轻拂，周围一片静谧，只有夏虫在鸣叫。几天来一直在焦急期盼着留学录取通知的张群已经睡去。突然，一个校监走进宿舍，将他一把推醒，告诉说：“你已经通过了留日考试，马上就要去日本。”张群得此喜讯，兴奋不已，自己的留学愿望终于实现了。

　　但等待着他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变化？怎样的前途？张群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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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东渡日本的船上，他结识了蒋介石

　　● 他和蒋介石反抗学校的压迫，第一次共患难

　　● 他们在军队的实习苦不堪言，隆冬让张群充满了畏惧

　　这一年是1908年，张群20岁，在东渡日本的船上，他认识了蒋介石，从此他的人生和蒋介石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

　　蒋介石也是保定军校的学生。在此之前，蒋介石已于1906年4月去过日本，立志要学习军事，但到了日本才知道，要在日本学陆军，必须由清政府的陆军部保送才行。无奈，他只好进入东京的清华学校，学了半年日语，然后于是年冬季回国。蒋介石这次去日本虽没能进入军事学校，却给他今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因为在日本他结识了陈其美这个人。陈其美几乎是和蒋介石同时到达日本的。陈是上海青帮头目，到日本后很善于结交社会关系，在中国留学生中交结了很多革命青年，就在这时认识了蒋介石。由于蒋、陈两人志趣相投，又是同乡，关系很快密切起来。蒋介石由于未能进入日本的军校，于1906年冬回国了。陈其美却进入了日本东京的警监学校，并在这年的冬天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以后蒋介石能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见面，都是由陈其美介绍。因此，蒋介石视陈其美为恩人，为良师益友。1906年冬蒋介石回国后，正遇上清政府陆军部的保定军校在各省招生。蒋介石报名参加考试，并被录取了。蒋介石说他报考保定军校的主要目的，是想找机会去日本学军事。

　　张群和蒋介石此前并不相识。在东渡日本的船上，张群对于这个清瘦却显得老练的校友，有着一分本能的敬意，于是他们不经意地攀谈起来。与张群相比，蒋介石确实要成熟老练得多。当知道张群是学步兵的时候，蒋介石对他大讲炮兵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其丰富的军事知识使张群羡慕，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于是决意跟随蒋介石一起学习炮兵，而蒋介石也甚为得意。他们二人的关系从此初步确定。其实，当时张群也许根本不会想到，正是这个人，影响了他的一生，成为了他长期从事政治活动的中心。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常常就是这样，不经意的相遇，也许会对你的人生产生连自己都不能估量的影响。

　　张群和蒋介石在日本的神户上岸。这是张群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与这个国家几乎纠缠了一生。神户是日本的一个重要港口，1895年广州起事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等由香港东渡日本，就是在日本神户登岸的。张群到达神户后，转乘火车到了东京，进入振武学校第11期学习。振武学校是一所专门培养中下级军官的学校，1903年起被用来专门接待中国清政府派遣到日本的军事留学生。该校以“忠君爱国，服从长官”为宗旨，所学课程分为普通学和军事学两大部分。普通学是一些基础性的课程，包括日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情报、图画等科目；军事学是一些专业性的课程，有徒手教练、枪械教练、部队教练、测量、战术等。这些知识在当时也许算不上最先进的军事科学知识，不过对清政府派出去的这批留学生而言，已经算是比较先进的知识了，只是学校灌输的思想理念一点也不先进。学校的纪律严格，要求学生任劳任怨，不准随便发表议论，灌输他们“效忠皇帝，重名轻死，崇尚勇武”的武士道精神。这些东西，其实与他们幼年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还是非常吻合的，而这些思想也毫无疑问地在他们的人生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振武学校的纪律很是严格。刚开始，他们只能服从，但对于这些活泼好动的青年人而言，有些制度是无法忍受的。于是，他们进行了反抗，写了一份退学报告书，抗议《留学生规则》的严格规定，跑到一家中国料理店龙涛馆死守着不出来，最后学校做出了让步，放松了一些纪律要求，只给他们扣分的处理，仍然让他们恢复学业，这也算是对日外交的一个小小胜利。张群晚年谈起这段经历来还是很得意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他和蒋介石第一次共患难，这份情义对于他日后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可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人总是会信任与自己早年共患难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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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其实生活上还是颇为宽裕的。当时清政府每月发给10元伙食费，学校发3元，而每天伙食费花销很少，因此他们用剩余的钱在外面租了一间周日使用的房子，等到周日放假的时候，他们便到这个房间来，舒舒服服地过个周末。当时的日本人不吃猪下水，他们便花了几毛钱买了回来，自己生火做饭，加点清酒，邀请一些同学一起聚会，生活还是相对比较惬意的。

　　对张群和蒋介石以后的人生而言，在日本重大的事情就是加入了同盟会，开始了革命活动。当时有大批革命志士流亡日本，孙中山等革命领袖，1905年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组建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大批留学生积极参加进来，东京的革命气氛逐步高涨，振武学校也有很多人参加了同盟会，黄郛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张群、蒋介石二人还没有到日本之前，黄郛就已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了两年，积极从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之后，黄郛与蒋介石和张群成为了拜把兄弟。当时，黄郛联络了一批留学生，组成了“热血丈夫团”，后来改称“成城团”，张群加入了这个组织，并在黄郛的指引下，加入了同盟会，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而蒋介石则是在1908年回国度假的时候，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的。

　　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张群和蒋介石在振武学校结业了。按规定，他们要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被分发到日本第13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这支部队驻扎在本州西北部的高田。高田是一个寒冷多雪的地方。1910年12月4日，他们到达了高田，茫茫冰天雪地让他们的心也开始变凉，他们知道在振武学校相对惬意的生活再也不会有了。

　　在高田的日子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磨炼。他们每天早晨5点钟准时起床，然后到外面提冷水洗脸，之后便是每天早上和下午都要进行的“擦马工作”。这是炮兵每天必须做的工作，但并不是简单的工作，是要从马蹄、马腿开始擦，擦到马背，再擦到马头、马尾，马的每一个关节，每一块肌肉都要用禾束使劲地摩擦，经过一个多小时，马的血脉畅通了，人也浑身发热了，然后还要牵着马去饮水喂料。等马吃饱了，人才能去吃饭，而营房的饭菜，对于张群来说，绝对是一种考验。这饭菜不仅是口味问题，而且就根本吃不饱，每顿饭就只有一碗冷饭或者是麦饭，菜只有几块萝卜干或者一块咸鱼。对张群他们这些大小伙子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他们常常饿得胃倒酸水，并且营房还规定，不能出去买东西吃，只有熬到晚上，在军人俱乐部买几块饼干，聊以充饥。

　　其实，比起他们上面的一级又一级的军官来说，这些磨炼还算是轻的。日本军队强调对长官的绝对服从，听从上级的使唤，作为二等兵的张群和蒋介石，必须侍候他们的上级，给他们洗衣服，擦靴子，还要侍候他们睡觉，稍有违抗，就会被责骂，甚至拳脚相加。他们当时认为这是极不合理的，但是蒋介石后来对于这段岁月还是给了一些客观的评价。他说，纪律的束缚和生活的单调，干燥无味，使我当时觉得太不合理了。但是今天回忆起来，我生平生活之所以能够简单，工作之所以能够有恒，40年如一日，确实有赖于这一年士兵生活所奠定的基础。对于张群而言，影响也自然是很大的，他后来能够死心塌地跟随蒋介石，宦海沉浮，淡泊心宽，没有什么怨言，与这一时期形成的绝对服从上级的心态和意志，也是分不开的。

　　1911年10月，又一个冬天开始了，对于在温暖的四川长大的张群来说，对高田的冬天充满了恐惧，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挺过这个冬天，但是一封信改变了一切。那是陈其美从上海寄给蒋介石的，原来国内爆发了武昌起义，革命成功了，同盟会的成员被充分调动起来，参与到革命中去，陈其美希望蒋介石能够回国帮助自己。蒋介石和张群早已受够了这里非人的生活，决定马上动身，但是当时日本对于中国的革命持观望态度，不支持也不反对，因此，当蒋介石向第13师团的长官冈外史提出辞呈的时候，被严厉拒绝了，而且日本军队的纪律非常严格，擅自离队会被视为逃跑，是要受到宪兵追查的，他们决定向第19联队的队长飞松宽吾争取支持，飞松宽吾也没有批准的权力，只是给了他们两天的假期，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两天的时间已经足够离开日本了，于是他们收拾了行李准备离开，但是联队的官兵们不愿意，说是起码得开个欢送会，于是他们以清水代酒，传杯共饮，颇有一番易水诀别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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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蒋介石、张群和要求一同回国的陈星枢一起来到东京，向各自的同盟会支部支取了回国的费用后，脱掉军装。蒋介石换了和服，其余二人身着学生装，登上了赶往上海的轮船，从此揭开了他们人生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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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与蒋介石一起投身辛亥革命，出生入死，义结金兰

　　● 新婚燕尔的他正在筹划赴英国留学的时候，宋教仁被刺杀了

　　● 他参加了两次讨袁斗争，为捍卫新生的共和国竭尽全力

　　从1908年到1911年，张群与蒋介石已经同窗共读了近4年。青年时期的友谊是神圣和纯洁的，尚无太多的功利计较，而校园的环境更是给这段友谊增加了一层含义。意气风发的爱国学子要想真的走到一块去，使友谊长久延续下去，除了遵守仁义的原则外，还要有共同的志向，要有为拯救灾难深重的国家献身的决心。张群和蒋介石在一个联队里学习、训练和生活，哪怕是一点一滴的琐屑小事，二人都彼此照顾，互相提携，培养了同学、朋友之间的亲近真挚之情；他们指点江山，交流认识，评论时局，探讨中国的出路，树立了为缔造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奋斗的信念。在这共同的学习生活和政治活动中，那种亲近纯真的同学感情升华为一种理智上的志同道合。

　　友情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在彼此平等基础上的独立个体的交往，也可以是存在主从关系的君臣之交。这时期的张群和蒋介石的关系更多的还属于第一种，二者的身份地位尚未发生变化，更没有产生落差。但已有一些迹象显示出二者关系中的第二种成分。蒋介石年岁比张群大，阅历更多，见识自然高出一筹。正是受蒋介石的感染，张群才在学习专业上改报了炮兵，其走上革命道路也是受了蒋介石的引导。而现在，他们一起回国参加革命，更是通过蒋介石同陈其美的私人关系。不过，要形成后来的幕主与幕僚关系，还有相当一段路程。

　　张群和蒋介石是在1911年10月30日到达上海的。当时，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同盟会成员又在加紧策动筹谋江浙起义，急需军事人才。为此，张、蒋二人随即投入了上海的起义行动。11月3日上午9点，陈其美在上海总商会宣布独立，下午4点各路起义武装会合，向江南制造总局发起进攻，张群参加了这场战斗。张群虽然是学习军事的，但这确实是他第一次真正的经历真实的战场，自然是格外的惊心。4日，起义成功，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就任都督，张群任都督府军械科科长，接着在黄郛担任师长的第23师担任参谋。蒋介石则被派往杭州进行策应。浙江光复后，组成新军一团，开至上海，称沪军第5团，蒋任团长。后来该团扩编为第23师，黄郛任师长，张群任参谋，蒋留任第5团团长。如前所述，早在日本留学时，黄、蒋、张三人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了。黄郛虽比蒋、张二人都大好几岁，但他们三人情投意合，经常聚在一起，曾经共同创办学武杂志。这段交情现在又于革命的隆隆炮火之中，于缔造共和激动人心的时刻开花结果了。他们三人在上海打铁浜45号，焚香点烛，互换兰谱，结拜为盟兄弟。这时，黄郛31岁，蒋介石24岁，张群最小，22岁，自然排行老三。

　　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一次推翻封建王朝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在革命阵营内部，派系众多，成员复杂，政见分歧，钩心斗角之事屡屡发生。加之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的威逼利诱，民国初年的政治斗争异常尖锐复杂。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就发生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刺事件，受命策划其事的蒋介石遭到通缉，逃往日本。张群代理团长一职，竭力平息部属对蒋介石的猜疑与不满。

　　然而，不管怎样，辛亥之后，中国的发展趋势总是要向前进的，因而整个的社会政治形势表面上是令人欣慰的。清帝已经退位，南北和谈成功，袁世凯答应赞同共和，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正在冉冉升起，中国70年来的屈辱会渐渐消解，中国将再次强大，以独立的姿态平等地参与世界事务。在这一片大好情势之下，张群觉得可以考虑一下个人的婚姻大事了。通过友人介绍，他认识了在上海基督教怀恩堂弹钢琴的马育英女士。马育英，江苏昆山人，1889年生，19岁毕业于上海浸信会主办的晏摩氏女中，之后留校当教师。张群本人也是基督徒，二人情投意合，在1912年4月订婚，于10月5日完婚，张群的爱情婚姻是很美满的，他与妻子共同生活了63个春秋。这段婚姻我们将在后文中专门介绍。同时，在个人事业上，张群也开始努力从一个革命党人向和平时期的建设人才转变，他的志愿是出国留学。1913年初，北京政府稽勋局计划选送30人去国外深造。稽勋局长是同盟会元老冯自由，他从众多的报名者中，选拔出年轻有为的人才，初步确定蒋介石去德国，汪精卫去法国，张群去英国。张群听到消息后，异常高兴，尽管就要告别新婚燕尔的生活，但他还是决心要抓住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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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英国可以走两条路，一是从海上走，即乘船到新加坡，经印度洋，穿过苏伊士运河，越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抵达英国；二是从陆路走。张群决定从陆路走，他于1913年3月初，北上天津，投宿盟兄黄郛家，准备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到欧洲大陆，再过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但此时社会的政治局势发生了一些急剧性的变化。

　　这一年，袁世凯虽然已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他感到国民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具有很大的控制力量，可以决定未来大总统的正式选举和宪法的制定，并且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广东、上海、南京等省市的都督都是国民党人，还掌握着一定的武装力量，这无疑对袁世凯的专制政治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和牵制，因此，必然遭到袁氏的嫉恨和暗算。对时局进行了长期观察的黄郛认定，袁世凯将对与他抗衡的国民党有所不利，并且获悉袁氏将对陈其美等国民党人采取暗杀行动。因此，黄郛劝说张群不必急着出国，而要尽快赶回上海告知陈其美进行防范。张群是一个忠义之人，他决然取消了去英国留学的行程，接受黄郛的建议，立即南下，直奔上海。而陈其美不以为意，劝慰张群放心出国留学。但就在他由南京乘火车返回天津的时候，传来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刺的噩耗。宋教仁，湖南桃源人，1882年生，是近代民主革命家，他极力主张实行政党内阁制，以制约袁世凯的独裁，为此他先后到湖南、湖北、安徽、南京、上海发表演说，抨击时政，抨击袁世凯。袁氏怀恨在心，遂幕后主持了暗杀宋教仁的行动。可见，黄郛的预测应验了，袁世凯开始向国民党动手了。黄郛当即决定取消原打算去日本进行军事考察的计划，并劝止张群留学英国的计划，一同赴上海武装倒袁，参加二次革命，捍卫新生的共和国。

　　继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率先举起反抗大旗之后，陈其美于7月18日宣布上海独立，成立上海讨袁军，自任总司令。张群和蒋介石效力麾下，其中张群任副官长。上海讨袁军的首要进攻目标是江南制造局，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有重兵把守。如果能攻下这座兵工厂，不仅是对袁氏力量的直接打击，还可以援助全国的武装起义，掀起更大规模的反袁浪潮。23日凌晨，陈其美指挥讨袁军分路发动进攻，钮永建率领的松军和刘福超从南京带来的福字营充当了这次进攻的先锋，张群和蒋介石也带领一支军队参加战斗。但由于寡不敌众，装备较差，加上敌军有军舰在海上封锁威胁，讨袁军奋战两天，不得不撤退。要打破这个僵局，必须投入新的战斗力量。这时，张群和蒋介石想到了以前掌握的第5团，这时已更名为第93团。但此一时彼一时，张、蒋二人离去后，该团已经和革命党关系疏远了。虽然张、蒋费尽口舌进行宣传鼓动，最终只有张绍良的一个营作了响应。显然，这只能是杯水车薪，重新发动的进攻也只坚持了一天一夜，不得不宣告失败。蒋介石等人撤退到闸北时，被租界的英国军队解除了武装。其他讨袁军坚持到了8月13日。张、蒋二人遭到通缉，他们先躲入租界，后又流亡日本。

　　逃到日本后，张群的情绪非常低落。他思忖未来，去英国留学的计划自然难以进行难以实现了，而既然到了日本，就索性再继续深造。他经四处打听，得知自己仍有日本振武学堂的学籍。根据当时该校的规定，他可以经过实习升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于是1914年春，张群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0期炮兵科，同时将妻子马育英送到长崎活水女子学校学习。1915年学成毕业，但此时国内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正甚嚣尘上，张群的通缉令仍未解除，在日本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又不是很安全，所以，他只好让妻子回上海教书，自己则由朋友举荐，前往荷属东印度的爪哇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在一所名叫“中华学校”的华侨学校教书。

　　由于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复辟帝制，自己做起了皇帝，因此终于引起了全国性的反抗力量大爆发。1915年12月25日，在进步党人的支持下，蔡锷等人在昆明举起反袁义旗，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并按照中华民国成立时的体制和名称，设立都督府，以唐继尧为都督。组织护国军武力讨袁，以蔡锷为护国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统兵出征四川、广西等地，唐继尧兼任护国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1916年1月1日云南军政府发布讨袁檄文，宣布了袁世凯的20条大罪状，号召全国军民共同讨伐袁世凯，保卫共和。于是，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先后响应，纷纷宣布独立，通电迫袁退位。护国运动由此展开。张群在南洋闻讯后，心情激动，斗志高昂，潜回国内，投靠早年保定军校同学吕公望处。此时的吕公望是宣布独立的浙江省省长兼督军，张群到后被委以督军参谋一职，秘密到上海主持浙江驻沪办事处，负责联络各方面的工作。联络各方的活动锻炼了他纵横捭阖，驾驭复杂形势的能力，同时也为讨袁斗争的胜利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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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于1916年春取消了帝制。接着，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国民将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不久，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总理，北京政府暂时实现了稳定，全国形成了一股要求南北和谈实现统一，重建共和国的强大舆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张群又开始谋划去外国留学的事情，便辞去在浙江的职务，来到北京活动。张群之所以想出国留学，主要是觉得自己的学业还没有完成，并且岁数还轻，应当抓住时机出国学习。当时陆军参谋本部要保送一批人去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张群经过多方辗转相托，想请时任参谋总长的蒋作宾帮他实现这一愿望，而最终没有如愿以偿。世上的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常常得不到，而不想要的东西又在不经意间来到身边。在人生的一些关键性的选择上，就看自己有没有理想、有没有定见了。如，这时的张群非常想出国留学深造，然而又总是不能如愿，而没有想到的事情却又摆在了自己的面前，时任总统的黎元洪有意留他在总统府担任顾问，也让他办军官学校，保定军校校长蒋方震*也邀请他回母校任职。但这时的张群已有自己的考虑，有自己的主见，他有感于北方政局仍旧十分紊乱，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存在冲突激烈，便拒绝了这些邀请，退居上海以观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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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谋求出路，他奔波南北，出入北京、成都、开封等地，希望成就事业

　　●他曾经做过记者，并出访日本，鼓动舆论抵制西原借款

　　●他身怀着高级幕僚应有的才能最终投奔了蒋介石

　　事实证明了张群的选择是明智的。先是府院之争公开化。所谓“府院之争”，实质是黎元洪总统府集团与段祺瑞国务院集团之间争夺权势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变化，两者之间的冲突斗争越来越严重。一出出政治闹剧接连不断，如段祺瑞大权独揽，飞扬跋扈，国务院的事情一概不经总统过问，甚至视总统为傀儡。段祺瑞一连串的举动，使得黎元洪总统下命令解除了段祺瑞国务院总理一职，而段祺瑞反过来又鼓动各省督军联合起来反对黎元洪。之后，又发生了张勋的复辟，国会第二次被解散等事件。张勋复辟失败后，皖系执掌政局，段祺瑞复出，但拒绝恢复国会，拒绝恢复《临时约法》，这又引起孙中山先生南下广东发动护法运动。

　　对张群来说，机会再一次出现。凭借自己的革命经历以及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的关系，张群决定投身于孙中山的护法运动。1917年10月，孙中山就任南方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任命张群和蒋介石为参军，兄弟二人又一次在一起共事了。不过，两人各有不同的职责，蒋介石于第二年3月被粤军总司令部任作战科主任，而张群则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参与军机事务。张群此时所任职务具有谋划与协调的特征，和他从前所任的各个职务有着相同的性质。而蒋介石同样一如既往，主要负责实际的军事事务。张、蒋二人的职责分工是很有意思的。在那个动乱年代，军人是政治演练场的主角，他可以独当一面，于关键时候决定时局的方向，而张群这样的参谋人员注定要择主而栖，扮演幕后的谋划角色。看来，张、蒋二人之间辅主关系的形成，只待蒋介石有朝一日成为独当一面的军事实力派了。

　　护法运动是孙中山和西南军阀之间政治结盟的结果。孙中山先生竭力将西南各军事实力派统一于“反段护法”的旗帜之下，但西南各派心怀鬼胎，有着自身特殊的利益要求，因此内部斗争非常复杂尖锐，这在四川境内表现最为明显。滇军和黔军以帮助四川独立为名，进军该省，滇军顾品仙、赵又新两师占据了资中、泸州，黔军何应钦、袁祖铭两支部队占据綦江、赤水。另外，当时的川军分为新旧两部：旧川军系刘存厚、刘湘、刘成动、赖心辉等割据地盘，各自为政，与新川军石青阳、颜德基、黄复生、卢师谛对立，争斗十分厉害。同时，段祺瑞意识到了四川对其进攻南方军事势力的重要性，派傅良佐到湘督战，同时任命内弟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率兵入川。在这样的情势下，尽快协调“讨段护法”军内部的冲突，说服川军站在南方军政府的一边，以对抗北洋政府显得极为重要。而派谁去担当这一任务更显得关键紧要。此时的军政府参谋长李烈钧很赏识张群的才干，加上他是四川人，派他回川进行协调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同时，张群也想在此一显身手，发挥作用，为自己的前途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于是欣然接受了任命。

　　这是张群自开始军事生涯以来第一次回到故乡。到达四川后张群制定了“先对外后安内”的策略，把抵制北洋政府军队的入侵作为首要任务。他巧妙地抓住四川地方实力派嫉恨外人干预四川事务的心理，到重庆、成都等地联络朱叔痴、杨森、夏之时等四川志士，在重庆发起组织“川事维持会”，反对北洋政府军队入川。这时吴光新部已由湖南岳阳移师湖北宜昌，准备进入四川。张群的举动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使段祺瑞感觉如芒刺在背一般，便立即电令川督周道刚通缉逮捕张群等“川事维持会”主要分子。张群的处境非常危险。幸运的是，周道刚由于在南北两大力量之间处于中间地位，不愿意得罪任何一方，于是秘密使督署参谋长杨廷溥把这个消息告知张群，劝其暂时躲避。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群找到了原同盟会成员、时任重庆镇守使的熊克武，在熊的掩护下，张由重庆经贵阳、柳州、梧州，辗转回来到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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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先生组织发动的护法运动起初比较顺利，动员了许多省份的军事力量，然而由于西南地方实力派如广西陆荣廷和云南唐继尧的牵制，而使护法运动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又由于孙中山先生在军政府中受到陆荣廷、唐继尧的不断排挤，最后愤然离开广州到上海去了，护法运动事实上宣告失败。张群回到广东后，李烈钧邀其为军政府副官长。张群以孙中山先生已经离去，自己与当时的自任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又素不相识，所以无意留在广州，只是在李烈钧竭力规劝下才勉强同意，但不久后还是到了上海。

　　也许是有感于军政局面的混乱不堪，地方实力派之间的你争我夺、互相倾轧，使张群在这样的环境中想有一番作为是很困难的，所以他决定暂时离开广州的军政圈，跟随孙中山先生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而从当时的情况看，要从事革命活动，为革命做点贡献，最好的切入点是转向新闻界，从舆论上关心时政，影响社会，建立一番功业。正是在这样一个心思下，张群进入了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和《中华新报》。1918年，上海各报记者应日本新闻界邀请访问日本，张群代表两报出访。

　　这是张群第三次到日本，也是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以一个政党报刊代表的身份与日本朝野人士接触。张群此次到日本访问，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造成舆论压力，以反对段祺瑞的西原借款。所谓“西原借款”，就是段祺瑞借与日本要共同参加对德国作战之名，向日本磋商大量借款，并委派其亲信吴光新到日本活动，意图利用借来的大量现金以及军事装备，扩大皖系的军事实力，旨在以此巩固自身势力，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这时，日本的首相是寺内正毅，而代表日本方面洽谈这笔借款的是寺内正毅的智囊，名叫西原龟三。西原具有协调段祺瑞借款的能力和身价，所以此事便称之为“西原借款”。对此，张群说：“西原龟三表面上虽是日方的民间人士，但他奉有寺内内阁的秘密使命，在中国活动，用重利引诱段祺瑞，段祺瑞方企图以武力统一，亟谋财政和军械的支援，不惜以巨大的代价换取日方的大借款，中国在财政、交通、铁路、森林、矿产等损失了巨大利权，并且埋下了后来济南惨案和东北事变的种子。我那时在上海，知道这件事后就起来反对，国民党也反对段的对外借款。”访问团到达日本大阪后，段祺瑞的亲信吴光新正在大阪活动，执行借款使命，张群遂决定对此进行抵制。他在各种集会中不断声明：日本如要与中国亲善，就应当真正合作，而欲达成真正合作的目的，日本必须在平等立场及中国人民的利益观点上，与中国携手，绝对避免帮扶某一派系，或将中国分为若干部分加以分化挑拨，如此中日两国才有真正全面亲善的可能。

　　张群到日本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去拜访日本军人，这是因为他留学时的一些日本同学，有的已成为了日本军方的重要成员，如田中义一。张群到东京后，获悉田中义一时任日本参谋部次长，是主张对华侵略最得力的人物。田中义一，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日本陆军大学职业军人，后于1927年出任日本总理大臣，极力推动“大陆政策”，主张对华侵略。他曾上奏日本天皇说：“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对这样一个人物，张群决定对他进行访问，并试图对之加以影响。张与田中并不相识，经过介绍得以和田中会谈。会晤中，张群努力探测北洋政府参战借款的进度，并希望田中明白支持北洋军阀换取日本在华特权的恶果。张群提出，日本为什么要帮助段祺瑞？段祺瑞的思想主张和所采取的政策，对中国人民是很不利的，所以全国人民都反对他。对张群的提问，田中放言高论，认为北京政权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而段祺瑞是中央政府的总理。日本要和中国亲善而段氏没有钱没有力量，中国要参加殴战就必须增加实力，所以要支持他，借钱给他。田中还大谈中国不统一，日本也会受害，而东亚前途，也可堪忧虑，因此中国必须统一，为此需要以一个有实力的人物为中心，收拾混乱分裂的局面。在田中看来，这个有实力的人物非段祺瑞莫属。张群当场予以反驳，说：“你们这不是看错人吗！中国和日本不一样，在日本行的是征兵制，军队属于国家，中国则是军阀割据，军队不属于国家而属于私人，而且军阀的派系又多，互相混战，如果这一派的势力增强了，使他有了凭借，正足以挑起他的野心，引起更多的内战，使中国内乱不休，更贫更弱，这哪里算是帮助中国呢？”张还指出，段祺瑞的皖系，只是北洋军阀的一支，此外还有直系、奉系可与之抗衡。同时，包括皖系在内的北洋军阀深为中国人民所不满，如果日本支持皖系，将引起其他派系的反感，增加中国军阀之间冲突危机，更引起全民的愤怒。这在日本方面来说，实在是眼光短浅的做法。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田中始终听不进张群的劝解。张群和田中的谈话没有任何结果，不欢而散。这次活动成为他日后同日本多年打交道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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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日团在东京解散后，张群继续留在日本向各方游说，反对“西原借款”，但无法改变已成的时局。“西原借款”协定终于签订，中国损失权利不少，张群无奈之下只好回国。回国后，张在《中华新报》发表了《中日亲善之疑云》一文，表明了自己反对日本对华政策的态度和见解，揭发和抨击了日本的侵略图谋和险恶用心。

　　1918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省长。在政治上，熊克武宣布支持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并要求孙中山先生派人入川辅佐自己。当时，四川军阀派系林立，争斗不已，熊克武也未必是真的支持孙中山，或许只是一种争斗的手段，但对孙中山先生而言，这毕竟是发展四川力量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他就想派蒋介石入川。但蒋介石对于四川毫无了解，颇为踌躇，于是他和张群商量此事。如前所述，张群在四川生长，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并且1917年已到过四川做过协调各方矛盾，抵抗北洋军阀入川的工作。有这样的经历，无疑是再次入川最好不过的人选了。另一方面，蒋介石也知道，自己入川不一定能取得什么成效，倒不如伴随中山先生左右，因此向孙先生建议另选人入川。蒋介石也许早已知道入川协调矛盾绝非什么易事，自身也没有什么优越条件，倒不如请张群入川为好。由于张群也愿意奉命前往，于是经蒋介石推荐，张群再次入川。此时，二人尚处于平等状态，为了各自的前程而奋斗。

　　四川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一直都没有真正化解过，只是经过权利的分配而矛盾暂时缓和。当社会条件和因素发生变化，就会引起新的矛盾来。正如张群所言：熊克武、杨庶堪“两人原都是国民党的同志，但因为有人挑拨，两人不和，中间有了摩擦，而这时四川的问题实在是非常复杂，云南唐继尧也想伸展他的实力到四川，贵州刘显世也派兵入川，加上吕超、刘存厚、刘湘等新川军与旧川军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我因此又奉派从广东入川，奔走其间，协调川、滇、黔的问题。”张群入川，毕竟是自己家门口好办事，工作果然做得有声有色。他极力推动熊克武支持护法运动，调解熊克武和杨庶堪之间的紧张关系，奔走于各方势力之间，充分展现了他长于斡旋折中的能力，颇得双方赏识，并请张担任了四川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工作得还算顺利。然而，军阀之间矛盾的缓和协调局面是不容易维持长久的。1920年冬，杨庶堪与川军吕超联合，加之滇黔军队的支持，造成了较大的声势，致使熊克武在四川无法立足，只好出走，由吕超出任蜀军总司令。张群是一个善于和事、善于处理各方关系的人，因而人缘较好。杨庶堪、吕超得势之后，对张群并不反感，仍挽留张群继续在四川留任。但张群由于考虑到在四川奔波年余，并没有什么补益，并没有获得什么结果，加上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战事此起彼伏，于是他决意离川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不仅四川局势仍然不可收拾，就是南北形势也非常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群不愿抛头露面，便居留上海，与朋友一道做起了生意。他的一位四川朋友用四川的特产——白猪鬃做原料制造牙刷，因此邀请张群参加经营，打理上海的一家牙刷制造生意。这在那个年代并不奇怪，因为那时各种政党派别林立，一个势力集团倒台以后，你就得自谋出路。而做生意经营，积蓄一些经济力量，也是今后从事政治活动的必要手段或重要途径。民国时期的许多政治人物，与经济领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联系。如张静江曾是一个古董商人，并和戴季陶、蒋介石在上海共同经营过证券投资活动。

　　然而，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是不会一直待在生意圈子里的。张群做生意不久，便得知结拜兄弟黄郛在北京政府担任要职，便北上投奔兄长去了。这时的黄郛在北京颇为风光，他在袁世凯倒台以后，举家北迁，一边著书立说，一边结交上层人士，很快声名鹊起，并受到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的重用，曾于短时段内依次出任北京政府财政督办、外交总长和教育总长。张群来到北京后，黄郛自然非常高兴，举荐他做了总统府总务处处长，后来又担任了交通部航政司司长。因这些职位并不显赫，张群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政绩可言，但是也毕竟算是身居要职，使他的生活稳定了下来，因此，张群安心地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然而，为时不久，张群又返回了上海，主要原因是由于北方政治局势异常复杂，北京当权人物更迭频繁。在如此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张群已无心在待下去了，尽管一些军政部门邀请他前去任职，他也推辞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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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立黄埔军校，蒋介石出任校长。蒋为了网罗自己的亲信，派人到各地广邀旧日好友，张群自然也在邀请之列。只是此时张群的老爷子去世，按照当时的旧礼旧规，如果父母去世，子女应当守哀守孝，不宜离家外出谋生做官，于是张群未能前往。

　　到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将起，北方局势更加动荡。这年10月，冯玉祥在黄郛的策划之下，率部倒戈，反对直系军阀，发动了北京政变，继而由黄郛出来组织“摄政内阁”，并做了总理。不过还不到一个月，这个政权便落入了段祺瑞之手。冯玉祥政变之后，在军事方面联合胡景翼、孙岳建立了国民军。胡景翼是张群在日本留学时的好友，他在政变成功之后出任国民军副司令兼第2军军长，并出任河南督军。胡景翼邀请张群赴河南，出任河南警备处处长兼警备司令，并出任省会警察厅厅长。对张群来说，他曾在四川就任过这一职务，感觉出任这一职务，如同轻车熟路，加上他父亲的丧期已过，所以决定赴河南，辅佐胡景翼镇守中原。

　　1926年，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手向冯玉祥发起进攻，其攻击目标直接指向河南、湖北。由于胡景翼病故，而接任的岳维俊出走，使国民军第2军在敌对势力的进攻面前严重失利。对这种局面张群自然也无力回天，在尽到了维持当地秩序的职责之后，只好又回上海去了。

　　张群的人生到此似乎回到了起点。这整整10年的奔波，仿佛走过了一个循环。在这10年中，他在广州、四川、北京、河南等地出任官职，事业屡屡夭折，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但这10年的游宦生涯磨炼了他，在政权复杂多变、你争我夺的险恶政治环境中，使他学到了很多为官之道。而此时的蒋介石，已经飞黄腾达了，在逼走汪精卫之后，夺得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初步掌握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已成为名声显赫的人物了。蒋掌管黄埔军校时，就曾请张群为其效力，之后又多次请张群南下广东，共襄军政大计。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群决意前往广东，于公于私，他都应为蒋介石正在从事的事业助一臂之力。也正是从此开始，他与蒋介石的幕僚与幕主的关系便变得越来越明确了。

　　在这10年中，张、蒋二人实际上都是在民国政治中摸索门道的新兵。只不过所选择的途径和方式，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与领悟不同而已，其结果也不尽相同。蒋介石始终围绕着国民党中央核心权力，总是徘徊在孙中山先生周围。因此，当人生出现机遇的时候，他就有机会迅速地加以把握，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意和追求。相对而言，张群则游离于权力中心，充当说客，东跑西颠。不过，多年的宦游生活，锻造出他洞察时势的锐利眼光，八面玲珑的处世手段和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显现了调和折中复杂矛盾的能力；同时从中央到地方，他接触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对许多当权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思想心理非常了解。这些都是一个高级幕僚应具备的素质。张群的这段经历，使他积累了较丰富的政治经验，具备了运筹帷幄的本领，但同时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有机会统领千军万马。正如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同样是地道军人出身，却始终没有怎么带过兵，并不以真正的军旅生活为念。这样的选择固然较少风险，但却也失去了在乱世成就一番大业的机会。然而，不可能成就大事业，未必没有大作为。只要有主人一朝招揽于帷幕之中，他的政治表演和政治才能就会充分展开。他此次南下广东，投入蒋氏势力核心圈内，正是这样一个机会。从此，张群屡建奇功，被蒋介石视为亲信幕僚，并不断得到提携。张群的命运终于和蒋介石联系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了，这一年，张群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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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游说孙传芳，辅佐蒋氏第一功

　　● 当上了蒋介石北伐司令部的首席幕僚

　　● 陪同下野的蒋介石访问日本，再造蒋氏势力

　　张群的到来，蒋介石非常高兴。蒋虽然在国民党内把持了相当大的党权和军权，然而，羽毛未满，地位不牢，加上北伐在即，军政事务空前繁杂，急需可以信赖的能臣辅佐。常言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张、蒋二人虽说不是亲兄弟，但是同窗好友，情同手足，况且早就确定了结义兄弟关系，因此请张群来辅佐军政事务，有着非同一般的坚实基础。同时，张群的变化也让蒋介石刮目相看，因为，此时的张群已不是当年留学日本时的那个少年了，而是一个为人卑恭谦和、思维缜密、善于察言观色、巧于言辞的政治人物了。这样的历史关系，这样的发展变化，使蒋介石自信张群是一个可以信赖重用的人，便断然纳入麾下，共商北伐事宜。

　　当时的北洋军阀势力盘根错节，自袁世凯死了以后逐渐分离，经过多年混战，形成三大派系，分别为奉系、直系和皖系。奉系的张作霖拥兵35万，占据东北全境，河北、山东一部以及京津地区，并且控制着京津线。直系的吴佩孚拥兵20万，占有河南、湖北、湖南三省以及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控制着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北段。直系的孙传芳也有20万军队，控制着富饶的东南五省。直系军阀势力有列强的支持，实力不可小视。此时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已被直奉联军击败，退守于西北，而广东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连同唐生智的军队在内，共编制为8个军，不到6万人，枪支不足５万条，实力悬殊，势单力薄。然而，国民政府对北伐经过长期讨论，反复研究，确立了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的战略方案，决定“先定三湘，归复武汉”，首先打败直接威胁广东的吴佩孚，铲除心头之患，然后移师东南，击溃孙传芳势力，最后挥师北上，一举消灭张作霖的势力，统一中国。

　　然而，如何实现这一战略意图，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看来使用“分化”、“孤立”的策略是关键。就是说，要防止孙传芳和张作霖支持吴佩孚联合对抗北伐。而如何实行这一策略，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应对方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要北上联络冯玉祥，让他牵制奉系张作霖，另一个是要努力说服孙传芳，不让他出兵援助吴佩孚。而要实现后一方面的策略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当时的形势很明显，这就是国民革命军要扫除北洋军阀、统一中国的目标非常明确，各派军阀实际上有着休戚相关的根本利害关系，再者，孙传芳与吴佩孚都属直系势力，虽然孙传芳已另立山头，不过一直对吴佩孚怀有知遇之恩，抱有感激之情。当然，难度虽然不小，但机会也不是没有，因为各派军阀之间也有利益冲突，彼此猜忌很深，他们都害怕北伐军一个个蚕食他们，因而希望联手，可又担心某一派私下沟通北伐军，谋取渔翁之利。可见，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使用这种策略成败皆有可能，因此要取得成功的结果，就取决于具体的说服工作，取决于说客的辩才了。时势造英雄，英雄也可以造时势。那么，什么人能够担当这种说客的角色呢？

　　很显然，刚刚到达广州的张群成为了执行这一任务的重要人选。张群与孙传芳虽无旧交，但孙氏原为日本士官学校学生，在他身边的一些士官与张群有同学之谊者约几十人，并且都深得孙的赏识和重用，例如，陈陶遗与张群就有旧交情，被任命为江苏省省长。利用这种学员关系进行说服，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蒋介石指定何成浚*偕同张群前往南京进行政治游说。

　　张群到达南京后，秘密与周凤歧、陈仪等浙江军政重要人物联络，希望能够与孙传芳会见，同时托付陈陶遗以及孙传芳身边的士官同学加以引见。迫于国民革命势不可挡的压力和自身利益的保护，使张群最终得以和孙传芳恳切晤谈。张群详细陈述了革命形势和北伐顺利进军的情况后，对孙传芳提出三策：一是与国民革命携手共同北伐，为今后投身革命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此为上策；二是局外中立，为今后的人生选择或政治选择留一条可以回旋的出路，此为中策；三是帮助吴佩孚对抗国民革命军，则为下策，因为逆历史潮流而动，前景是暗淡的。当时，孙传芳对国民革命军的实力和发展前途还没有足够的估计，思想上并不是很重视，并且又曾受到吴佩孚的栽培提携，因而不愿意做一些有负于吴的事情，因此便提出由自己与吴佩孚、唐继尧及两广的国民革命军分区治理，共同改造中央，也就是暂时结盟，共同对付控制北京政府的张作霖。经过双方反复辩论，孙最终选择了中策。不久，孙传芳对苏、浙、闽、皖、赣五省发表通电，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各自保境安民的主张，实际就是宣布局外中立。固然，一个军阀的承诺其可信度值得怀疑，因为孙传芳虽然表面上发表了通电，可他的态度是犹豫不决和反复不定的，当他最终发现北伐军的威胁后，便又从赣西断然出兵干涉，但为时已晚，坐失了时机。这说明，张群参与的这次政治游说，对拖延孙传芳干涉北伐是起到了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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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一路凯歌猛进，先取湖南，后下武汉，又攻南昌和九江。张群劝说孙传芳采取中立态度，为北伐进军两湖创造了有利条件，使蒋介石赞赏有加。当蒋介石阴谋把北伐军司令部迁至南昌后，遂任命张群为总司令部总参议，不仅参与重大军政事务的秘议与决策，还主持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俨然一副首席幕僚的脸谱了。

　　此时的蒋介石因北伐战事频频告捷而自我感觉实力增强、威望上升，处在了一种踌躇满志的状态，然而同时又被许多矛盾和问题所困扰，诸如与国民党左派的矛盾、与共产党的矛盾、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与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矛盾，以及与官僚买办、社会集团、帮会势力的关系和矛盾。如何判断和认识北伐进程中的政治形势，如何处理和解决客观上存在着的这些矛盾和问题，确实是一个关乎自己前程的大问题，一不留神，就极有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直至归于彻底失败。这种自信与怀疑、野心与焦虑交织的心态，使蒋介石寝食难安，夙夜兴叹，他在思考着应对的计策，物色着与自己共渡难关、携手谋取政权的肱骨之臣。

　　这时的蒋介石，身边虽然已有了不少的幕僚，如年岁较长者张静江*、吴稚晖*、戴季陶、张群，年轻者如陈果夫、陈布雷等，但面对着挑战的政治势力，总觉得这些人才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一些政治上老谋深算的人为自己献计献策。于是，他想到了黄郛。1926年12月28日，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蒋介石便立刻派张群携亲笔信至天津面交黄郛，请其出山。

　　在蒋介石策划反革命政变的时候，张群陪伴着黄郛来到了江西。1927年1月，兄弟三人以及张静江等一同登上了庐山，形成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核心，密谋夺取政权的步骤，确定财政、外交等方面的计策。从后来的情况看，蒋介石之所以能够按照预定计划，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黄郛的参与策划是分不开的。黄郛确实是一个韬光养晦、满腹经纶的人。张群虽然也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有经验的人，但与黄郛相比，在如何把握大势大局方面还逊色不少。在黄郛面前，当时的张群还只能发挥一些跑龙套、搞沟通的作用，所思所虑没有黄郛那么深远，如黄郛与张群在天津会面时，就提出了“底下东南”与“离俄清党”的策略。到了庐山后，黄郛又进一步对蒋介石阐述说，日本和苏联是中国的两个近邻，必须处理好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但目前要分缓急轻重。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相比，中日关系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所以必须抓住日本这张牌。据此，黄郛提出要放弃联俄联共政策，以寻求日本的支持。在军事战略上，他提出要力争早日拿下沪宁，稳定东南，以此作为奠定政权的基地，同时还须联络东南地区的士绅商贾，获得他们经济方面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再谋划对奉系军阀的作战，并联合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形成“中心力量”，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

　　蒋介石采纳了黄郛的意见。接着，便派戴季陶前往日本活动，以图取得日本方面的谅解，作改变政策的“转风试探”。1926年冬至1927年春，国内的一些资本家，北洋政府中的一些政客，国民党中的一些投机分子，日本的一些政客、军官、浪人纷纷到南昌和九江等地与蒋介石直接会面，其间张群起到了积极的穿针引线的作用。黄郛奔赴武汉，从中国银行信用透支一笔巨款，后迁往上海，与张群一起与江浙财阀及帮会首领进行联络。继而北上秘访冯玉祥、阎锡山，笼络他们拥戴蒋介石。张群四处奔走，不遗余力，不辞辛劳，他曾对友人说：“我这几年积蓄的１万多元钱都快赔光了。”

　　1927年春，北伐军攻陷南京，张群随同蒋介石前往，仍然是国民革命军总参议，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后者是张群在蒋介石集团中担任的第一个正式职务，这样的一个变化，充分反映了中国封建政治的一个传统特点，即一个人如果掌握了国家的权力之后，常常由其宗族亲友、心腹重臣出面担任公职，以此来不断地扩大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到了南京之后，蒋介石蓄谋已久的“底下东南”与“离俄清党”的策略进入实施阶段，正紧锣密鼓地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受到了一次重大的打击。会上不仅做出了限制蒋介石权力的一系列决议，还对蒋进行了不指名的批评。李宗仁曾说：“三中全会实系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不仅原来反蒋分子如徐谦等均有激烈的反蒋演说，纵使少数号称袒蒋的温和派如谭延闿等，此时，都一反常态，在会议上诋毁蒋氏不遗余力。”“平心而论，党中央此种抑制军事独裁的议案，实无可厚非”。面对这样的情势，此时的蒋介石心急火燎，面露杀机，于是决意维护自己的既得权利，尽快摆脱武汉国民政府的束缚和牵制，以背离革命。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在南京组建了国民政府。随着宁汉合流，蒋介石的权势达到了一个高峰，在这个过程中张群出力很多，竭尽犬马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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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许多事情并不会一顺再顺的。蒋介石虽然建立了南京政府，但地位并不巩固。由于北洋军阀的反扑致使蒋氏军事上失利，加之国民党内部反对派趁机倒蒋，迫使他不得不在8月12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各项职务，第二天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蒋介石下野了，张群自然也随同辞职，与蒋一同来到奉化溪口蒋氏家乡，在雪窦寺闲居起来。天已近秋，闷热的暑气渐渐消散，凉爽的秋风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游历的张群此时十分明白，蒋氏的下野实际上是一次策略性的退隐，这种退隐意味着更加确定和更加强劲的反弹。当然，并不是说因为张群对政治形势和前途看得明白才会跟随蒋介石，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也是重要的方面，张群并非一个势利小人，而是一个讲“忠义”的人。他不会因为蒋介石的失利失势而远离主人而去。张群的这一特点，正是蒋介石一直视他为心腹幕僚的根本原因。

　　蒋介石及其幕僚隐退后，并没有真正闲着。经过仔细考虑，蒋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到国外去旅行一趟，先去日本，然而再到世界其他国家。张群认为，蒋的这一想法非常适当，尤其是去日本更为必要。因为日本军阀政客甚至是首相田中义一，从来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安定，而是希望中国永远保持着军阀割据的局面，以便他们从中诱惑、操纵、牟取利益。而当北伐军打到长江以后，日本问题就产生了。北伐能否最终成功，中日关系非常重要，日本方面的态度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去访问日本，一方面可以考察日本的军事外交，研究日本的对华政策，打探日方的虚实；另一方面，希望能够对日本当局做一点说服工作，以争取日本方面的支持，为蒋介石东山再起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于是，张群先赴日本为蒋联络、铺路、打前站，返回国后又于9月28日陪同蒋一起前往日本，游历奈良、神户、大律、箱根、芦湖、热海、伊东等地，历时20余天。10月23日到达东京，蒋介石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张群说，蒋氏的这篇文章，主要意思是要求日本方面对其自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政策要有所反省，强调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呼吁日本政府改善对华关系，支持中国统一。

　　到达东京的当天，在张群安排下，蒋介石进行了一连串的访问活动，对象包括日本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先后与日本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参谋长金井范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军界人士进行秘密会谈，并在11月5日在青山官邸拜访了首相田中义一。蒋介石和田中义一这次的秘密会谈，由于是在东京青山田中私宅进行的，故称“青山会谈”。张群陪同蒋介石参加了会谈并当翻译。

　　田中义一是一个充满侵华意念的人。1927年6月27日，他主持了一个所谓的“东方会议”，内容是讨论侵略中国的政策。会议通过了《对华政策纲领》，提出了企图“征服满蒙”、“征服支那”、“征服世界”的方针，并将会议形成的政策上奏日本天皇。这就是《田中奏折》。张群后来回忆说，蒋介石和田中的这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因为蒋介石不论怎样诚恳地阐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希望日本方面对中国问题不加干涉，放弃武力，以经济合作为本等，田中都没有什么诚意。当蒋介石说，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而志在统一全国时，田中突然变色，并以一副长者的姿态告诫蒋介石和张群说：从中国内部分裂状况看来，革命的实行非常困难。为了先要使长江以南的基础巩固下来，似可不必急于北伐，而专心于南方的统一。如果你们不统一江南，分裂势力将会发展，进而造成极大隐患，届时日本断难袖手旁观，因此你们最好止步于江南，不要扩大北进，免得生出摩擦。可见，这个极端蛮横的野心家暴露出其侵略中国的意图。张群说，这次会谈，田中的意思归结起来就是国民革命不宜继续进行北伐，应以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也就是说，他不希望有一个统一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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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田中的言论很不以为然，但又无可奈何，他在日记里写道：“综合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决无合作之可能”，“日本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他感叹：“余此行之结果，可于此决其为失败。”

　　根据预定计划，蒋介石还准备访问美国，因为在日期间通过与美国代表的会谈得知，美国将全力支持他统一中国。但这时的国内局势已不容他再长时间的蛰伏隐退，因为国内各派政治军事势力斗争得相当激烈，难以选出公认的领袖，国内国际危机加深，要求蒋介石复出的声音日益加强。蒋介石当即改变了主意，11月8日回国，留张群在日本继续进行周旋，力争发挥劝说的效果，尽可能地稳住日本。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重掌国民党军权。回国后张群也仍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议，同时兼任上海兵工厂厂长，还被委任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以便张群参与中枢决策。从此，他的政治生涯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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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济南事件，开始和日本政府外交谈判的生涯

　　● 说服张学良东北易帜，促成全国统一

　　● 市长宝座如有针毡，他决定辞职不干

　　蒋介石在激烈的权力角逐中，采取避其锋芒、暂时隐退的策略取得了第一次下野后的胜利。张群与蒋共进退，并在蒋下野期间，急蒋之所急，想蒋之所想，更增加了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此时的张群，简直就是蒋介石的一个如影随形、不可分割、有重要事情可放心托付的心腹幕僚了。

　　1928年初，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4月占领山东临城、临沂，5月初北伐军进抵济南。蒋介石由于预知日本方面有可能进行阻挠，于是提前派张群再赴日本进行交涉。但当张群于5日晚到达日本之际，济南事件已经发生。形势严峻，张群次日便访问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松井石根，获悉在济南的日军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正要求与中方革命军总司令直接交涉。他即刻往访首相田中义一。见到田中后，先说明中日两国关系友好的重要性，而要达到此友好目的，国民革命军必须完成北伐，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中国的统一政府。因此，国民政府希望日本不仅不要对北伐加以阻挠，更要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同情并帮助国民政府。对于济南事件，张群主张双方应循外交途径解决。田中表示将考虑其建议，催促其赶快回国，并答应派松井石根赴济南协助解决事变。张群8日回国，赶到徐州复命。松井石根取道青岛转到济南，电邀张群前往济南会晤。张群获准进行这次会晤，并将会晤地点协商定在距离济南南边30里的一个村庄——党家庄。松井石根偕第6师团参谋长、济南日本总领事等，张群则带副官一名，双方在党家庄附近的一列火车上会谈。日方企图用军事压力迫使中方让步，张群则要求双方以国与国的平等身份进行外交谈判，最终日方同意中方意见，将全案移交外务省与中方外交部交涉。不过交涉并没有取得成功，因为日军此时已强行占领了济南全城，并肆意烧杀抢掠。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军割去耳朵和鼻子，最后与17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据事后统计，中国军民死6123人，伤1701人。

　　面对日本方面的阻挠破坏和嚣张气焰，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在国际上争取英、美等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对日本妥协退让，尤其是蒋介石集团仍然幻想获得日本方面的支持，以便顺利达成自己的政治意图，使自己的政权地位得以巩固和发展，所以蒋介石决定避开日本，绕道北伐。5月10日，国民党党政会议联席会议在兖州举行，决定北伐各军绕开济南，由长清（济南西面）以西渡河北上。冯玉祥指挥第1、第2集团军进击津浦线，阎锡山率第3集团军沿京绥线进攻，李宗仁第4集团军负责京广线战事，三路军队合力直指京津地区。

　　面对北伐军的咄咄逼人的攻势，日本为确保其在东北的利益，逼迫张作霖退守东北。然而，张作霖并没有完全满足日本的苛刻要求，故此被日本关东军于6月4日炸死在皇姑屯车站。接管奉系军队的张学良，身负国恨家仇，决定归附国民政府，但是日本对张不肯轻易放手，采取种种威逼利诱的手段，企图迫使张就范。7月19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把田中义一的一封信转交给张学良，信中声称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必遭列强反对，且其地位尚未稳固，东北可以自保，没有必要与之联系；日本愿意提供军事援助和财政支持帮助张学良“保持独立”。8月初，前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则威胁说：“日本政府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所谓干涉内政亦在所不辞。”

　　在这样的情势下，国民政府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进一步劝说张学良，使其坚定易帜的决心；另一方面利用国际形势，对日本采取灵活外交。所谓灵活外交，无非是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尽量满足日本方面的欲望和要求，以企图求得日本方面对自己的支持。如8月中旬，蒋介石表示，只要日本当局对东北不抱有任何领土要求，将承认它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地位。这时的日本由于坚持对华的强硬态度，在国际上已处于孤立地位，对于这样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自然产生了兴趣。9月2日，田中义一致电蒋介石，希望其致力改善两国关系，请求派特使到南京商讨有关事宜。随后，张群以参加日本阅兵典礼为名，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访问日本，协商有关东北问题的处理。11月初，田中终于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默许不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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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日本方面的关系暂时疏通之后，蒋介石便于1928年冬，又特派张群、吴铁城*等人来到沈阳，专门与张学良密议政权统一问题。

　　张、吴等人带着巨款和两张由蒋介石签发的文件（一个是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派令，一个是派张群为张学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宣誓就职的监誓人的派令）来到了东北沈阳，下榻交通银行后，当地一些“亲日派”分子想方设法采取破坏行动，他们想扣留张、吴等人，以图阻止国民党政府统一东北政权。面对这种紧张情况，张群临危不乱，决定自己留在住处以吸引“亲日派”的注意，而暗地里由吴带领其他人员连夜乘车直奔少帅府，直接和张学良面谈。在密谈中，双方推心置腹，冰释了张学良的某些疑虑，坚定了他“东北易帜”的决心。不久，蒋介石对张学良派驻南京的代表胡若愚表示，为了不使张学良为难，东北外交由中央应付，同意东北维持现状，人事概不更动。重大人事，先由张学良请委，然后由中央任命。蒋介石还答应每月拨军饷1000万元给张的东北军。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杨宇霆的干扰，毅然宣布“易帜”。至此，结束了北洋军阀割据局面。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遵守三民评论，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南京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张学良东北“易帜”，尽管有着较深的思想基础，如他说我们今天“易帜”，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而“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然而，张群、吴铁城等人在东北的活动与沟通，对张学良消除顾虑，增进对南京蒋介石的了解，尽快下定决心，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张群在处理济南惨案、游说张学良东北易帜中，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再次表现出一个忠诚幕僚的形象。张群的才能自充当幕僚角色以来一直表现在外交与游说方面，而随着阅历的增加和丰富，其思想行为变得成熟稳重起来，已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了。1928年6月，张群被任命为军政部政务次长，兼兵工署长（此前他已是上海兵工厂厂长）。在此职务上，他努力推进兵工的改进，考察延用兵工人才。当时的兵工人才多为上海同济大学出身，当时该校校长阮介藩，因为经费拮据及人事纠纷而难以维持，便找张群商议。张群认为该校以医工两门学科著称，可以大力扩充设备，加强教育，以培养国防人才。于是在阮氏的请求下，得到政府批准，张群兼任同济大学校长，并商定由教育部予以充分财力之支持，施展其改造计划。这个事例说明，张群的才能见识、对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要比以前宽广而深刻了许多。

　　1929年3月，张群在国民党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4月又任上海市市长一职。上海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命脉所在，能出任市长一职的人，基本上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比如，此前黄郛就曾任此职，为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当时蒋介石之所以要任命黄郛为国民党政府首任上海市市长，主要是由于黄是一个政治上很老到、处世很练达的人，充分信任他完全有能力为其执掌好这样一个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大都市。而后来又任命张群为上海市市长，则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需要有自己的亲信去掌握以外，处理好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恐怕也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原因。而当此重任者，非自己的心腹幕僚张群莫属。

　　我们知道，日本方面尽管在东北政权的统一问题上承认属于中国政府的内政，然而企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弱，他们在中国许多地方特别是上海不断地攫取着侵略利益。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日本侵略中国的企图日益明显，而国内各地民众反日意识也日趋高涨。上海由于是日本侵略的重要商业市场，并且有很多日本侨民在上海经营工商业，因而激起了上海市民强烈的反日情绪，发起了此起彼伏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为了维护自己的侵略利益，对上海的抵制运动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他们调遣军队进入上海市区进行直接干涉，加上日本浪人的挑拨，使上海民众与日本方面的冲突不断。如何处理这样一种局面？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这都是张群要面对而又必须立即做出决定的。根据蒋介石的一贯想法，即为了巩固自己尚未稳固的政权，需要在外交上取媚于日本，至少是避免与日本的摩擦或矛盾，对国内一些进步的团体要进行打击和压制，于是张群一方面要应付日方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上海市民过激的反日行动，以免引起局势恶化。正是根据这种策略，张群煞费苦心，多方调解，力防重大事端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