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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李隆基在任命我为宰相前，曾咨询过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说：“宰相关系国家安危，陛下用林甫为宰相，臣恐怕将来会成为宗庙社稷之忧。”
　　可皇帝根本就不听他的。
　　张九龄的言下之意，无非就是认为我这个人私欲太盛，缺乏公心。
　　像张九龄这种人，在我看来就是一介书生。他总是拿古代经典所标举的道德理想来评判世人，也总想用书本中的理论来改造社会现实。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如果人人都按书本上的样子来活，那这个世界早就是天堂了，还要官府干什么？还要军队、律法、监狱干什么？
　　所以，能否当宰相的关键根本不在于是否有私心，而是在于能否首先满足皇帝的私心，其次是在自己的私心和满朝文武的私心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当然最后还要保证不出现天下大乱。
　　我认为宰相的职责不过如此。
　　难道要天下人人争当君子，满街都是圣贤才算称职吗！？
　　所以，就像张九龄对我的看法一样，我也认为他和裴耀卿不适合当宰相。
　　很显然，像我们这种危情三人组是注定不会在同一片屋檐下共存共荣的。
　　总有人要走。
　　可我知道——那绝对不是我。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冬天发生的三件事情，最终决定了我们各自的命运。
　　
　　第一件事是关于朔方节度使牛仙客的任命与封赏。
　　牛仙客当初在河西任职时，不但克尽职守、节约用度，而且还使军队的武库充实、器械精良。皇帝很赏识他的才干，准备擢升他为尚书。而据我在宫中的眼线透露，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皇帝有让他入相的想法。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挤走张九龄和裴耀卿的机会。
　　以我对张九龄的了解，我断定他不会同意让一个武夫进入帝国的权力中枢。因此我决定力挺牛仙客。这样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一旦入相就是我的应声虫。
　　果不其然，皇帝一提出来，张九龄马上说：“不可以。尚书是古代纳言官，唐有天下以来，只有前任宰辅并且名扬天下、有德行、有名望的人才能被任命。仙客早先只是一个节度使判官，现在突然位居枢要，臣恐怕有辱朝廷。”
　　皇帝说：“那么只加实封可以吧？”
　　“不可以。”张九龄斩钉截铁地说，“封爵是用来赏赐有功之臣。边防将领充实武库、修备兵器，是日常事务，不能称为功勋。陛下要慰勉他的勤劳，可以赐给他金钱丝帛。要是分封爵位，恐怕不太妥当。”
　　皇帝无语。
　　张九龄退下后，我立即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说：“仙客有宰相之才，任尚书有何不可！？九龄是书生，不通大体！”
　　皇帝一看我投了赞成票，马上转怒为喜。于是第二天在朝会上又提了出来。张九龄还是和皇帝对着干，坚决反对。我在一旁窃喜，知道今天有好戏看了。只见皇帝勃然作色，厉声说：“难道什么事都由你作主吗？”
　　张九龄一震，连忙跪地叩首，说：“陛下不察臣之愚昧，让臣忝居相位；事有不妥，臣不敢不具实以陈！”
　　皇帝瞥了他一眼，冷笑说：“你嫌仙客出身寒微，可你自己又是什么名门望族！？”
　　“臣是岭外海边孤陋微贱之人，比不上仙客生于中华，”张九龄说，“然而臣出入台阁、掌理诰命有年，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予以大任，臣恐其不符众望。”
　　这天的朝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散朝后，我却没有急着离开。我踱到天子的几个近侍宦官身边，随口对他们说了一句：“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
　　我知道，皇帝很快就会听到我的话。而且他不会无动于衷。
　　几天后，天子下诏，赐牛仙客陇西县公之爵，实封食邑三百户。
　　这样的结果等同于甩了张九龄一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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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是关于太子李瑛的废立。
　　皇帝李隆基登基前，除了宠幸太子的生母赵丽妃之外，对另外两个妃子皇甫德仪和刘才人也是宠爱有加。即位后转而宠爱武惠妃，对那三个嫔妃的恩宠渐淡。于是太子李瑛与皇甫德仪之子鄂王李瑶、刘才人之子光王李琚同病相怜，便缔结了一个悲情三人组，时不时地聚在一起长吁短叹、怨天尤人。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而皇宫中的墙比一般的墙更薄。
　　驸马都尉杨洄把悲情三人组的怨恨之词打探得一清二楚，然后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武惠妃。武惠妃好不容易抓住了把柄，立刻发飙，向皇帝哭诉：“太子暗中结党，欲图加害我母子，而且还用很多难听的话骂皇上……”
　　皇帝大为光火，立刻召集宰相商议，准备把太子和另外两个皇子的王位都给废了。
　　不识时务的张九龄又发话了。
　　他大掉书袋，滔滔不绝地陈述了反对的理由：“陛下即位将近三十年，太子及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人都庆幸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陛下岂能凭无据之词、在盛怒之下尽皆废黜！？况且太子乃天下根本，不能轻易动摇。从前晋献公听了骊姬的谗言而杀申生，三世大乱；汉武帝听信江充的巫蛊之言问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偏听贾后的一面之词废黜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纳独孤后之言废黜太子勇，遂失天下。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
　　我不知道当张九龄在给皇帝上历史课的时候别人作何感想，反正我是听得昏昏欲睡。
　　不就是废黜一个不得宠的太子吗？居然说什么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简直是危言耸听！
　　我偷偷瞧了皇帝一眼，只见他闷声不响、脸色铁青。
　　于是我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退朝后，我故伎重施，跟一个皇帝宠信的宦官低声说：“此乃皇上家事，何必问外人！”
　　我当然希望太子被废。理由有三。其一，这是对武惠妃当初向皇帝吹枕头风的回报。其二，迎合了皇帝，打击了张九龄。其三，寿王李瑁一旦被立为太子，将来就是皇帝，那么未来的大唐帝国就会牢牢把持在我手中。
　　这就叫一石三鸟。
　　可我没想到，就在皇帝犹豫不决的当口，武惠妃自己却走了一步臭棋。
　　她吩咐一个下人去跟张九龄传话，说：“有废的必有立的。相爷帮个忙，宰相便可长久做下去。”
　　女人毕竟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明知张九龄是个不可能被收买的强硬角色，还自讨没趣。结果她派去的人被张九龄一顿臭骂，最后还被他告到了皇帝那里。皇帝当即打消了废黜太子的念头，并且还说了一大堆话慰勉张九龄。
　　可我当然不会让张九龄就此反败为胜。即便废黜太子不成，他张九龄也别想占上风。我在随后的日子里跟皇帝说了许多掏心窝的话。其实就是在暗示皇帝，张九龄这个人棱角太多、自视太高、锋芒太露，不适合当宰相。
　　皇帝跟我深有同感，听得频频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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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料定，张九龄滚蛋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第三件事是关于蔚州刺史王元琰的贪污案。
　　这件事促使皇帝最终下定了罢免张九龄的决心。
　　这件贪污案本身并不复杂，也并未牵涉任何一个当朝大员，可却成为我和张九龄角力的一个触发点。事情的起因说来话长。我曾经荐引了一个叫萧炅的人担任户部侍郎。这个人没什么学问，曾经当着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伏腊”读成“伏猎”。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人喝了多少墨水和他会不会当官是两码事。可偏偏这个严挺之是张九龄的人。他揪住萧炅的这个短不放，对张九龄说：“台省中岂容有‘伏猎’侍郎！？”不久后萧炅就被外放为歧州刺史。我因此深深记住了严挺之这个人。
　　张九龄想援引严挺之入相，又知道他得罪了我，所以让他登门拜访我，化解怨恨，沟通感情。可严挺之却自命清高，硬是不肯向我低头。我听说后，就决定找机会收拾他。不久后，王元琰案发。而王元琰的妻子正是严挺之的前妻。这个女人无奈之下求到了前夫严挺之头上。按说这种关系严挺之完全可以不理睬。可他不知是念在旧情还是为了逞英雄，就出面替王元琰说情。其时王元琰已被交付三司审讯，证据确凿、罪无可赦。严挺之此举无异于引火烧身。我抓住这个机会在皇帝面前参了他一本。皇帝就对张九龄说：“挺之为贪污犯求情的事你知道吗？”
　　张九龄假如聪明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明哲保身。可他还想保严挺之，就说：“这事只有挺之和他前妻的一点关系，应该不能算是徇私情吧？”
　　皇帝冷笑：“虽已离异，仍不免有私。”
　　这件事最终破坏了张九龄维护了大半生的道德形象。皇帝之所以能容忍他一再忤逆圣意，无非念在其一心为公、从不徇私。而今张九龄自己却难逃徇私之嫌，并且给皇帝造成了一个交结朋党的印象，所以，皇帝不得不遗憾地作出了决定。
　　由此可见，人怎么可能没有“私”呢？
　　张九龄一辈子标榜道德，他会不会料到，自己到头来居然还是栽倒在这“私”字上！？
　　这一年岁末的一天，裴耀卿和张九龄被双双罢免了宰相之职。裴耀卿贬为尚书左丞，张九龄贬为尚书右丞。严挺之贬谪为洺州刺史，王元琰流放岭南。
　　同日，我取代张九龄成为中书令，兼集贤殿大学士；牛仙客被任命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正式入相。
　　自此，我摒除了所有政敌，真正成为大唐的第一宰相。
　　我真正领略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滋味。
　　这种滋味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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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牛仙客入相之后，对我感恩戴德，凡事唯唯诺诺，整个朝政都由我一人独掌，百官的升降任免都由我说了算。凡是标榜道德自命清高的，即便政绩突出，升迁呼声很高，我也会告诉他们：对不起，请按资历来。一句话就把他们钉死在老位子上。而那些善于察言观色、主动向我靠拢的，我当然有各种办法让他们获得破格提升。
　　很快我就在皇帝李隆基的周围划上了一条无形的警戒线。
　　线内是我和天子的专属区。
　　任何人胆敢越雷池一步，我就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有几个我提拔上来的人曾试图和天子眉来眼去，结果好处还没捞着，头上的乌纱就掉了。
　　无论自认为多么老奸巨滑的人，在我面前都是透明的。有几个人不相信。可当他们不得不相信的时候，人已经坐在贬往岭南的马车上了。
　　我自己当过言官，知道御史台的言官们经常有触红线和闯雷池的冲动与豪情，所以我特意找了个机会，对御史台的全体官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我说：“如今英明的领袖在上面指引我们，我们紧跟着走还来不及，哪里需要发表什么言论！？诸君注意到立在朝堂上的那些仪仗马了吗？如果保持沉默，就能吃到三品的饲料；要是敢自由鸣放，只须一声，立刻被驱逐，悔之何及啊！”
　　众人相顾默然。我环视会场，点头表示满意。
　　会后只有一个人没有充分领会讲话精神。
　　那是一个叫杜琎的补阙。他不知好歹地鸣放了一下，结果就成了下邽县令。
　　从此以后，大唐官场鸦雀无声。
　　
　　张九龄虽然离开了相位，可他还在京城。
　　这就意味着哪一天皇帝心血来潮，他就可能东山再起。
　　所以我必须给他最后一击。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又一个不识时务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忍不住冲进了雷池，他居然向牛仙客发出弹劾，说他不学无术，没资格当宰相。
　　周子谅这是在找死。
　　牛仙客固然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可关他周子谅什么事！？只要皇上高兴，我喜欢，牛仙客就是个好宰相！
　　我最讨厌这些读书人。总是以天下为己任，却又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们好像看谁都不顺眼，好像这个世界天生就是等待他们改造的对象。他们自以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可《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他们就没参透。
　　老子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水太清鱼就不去了，人太清高就没朋友了。
　　难道不是这样吗！？
　　其实这世上本没有麻烦事。自以为高明的人多了，就有了麻烦事。
　　如果人人都像张九龄和周子谅那么清高，那保证啥事也别干了。大伙不吃饭不睡觉，天天死磕。
　　周子谅一纸奏书呈上，天子震怒，命左右把他推到殿庭中当众暴打，周子谅当场昏死过去。等他醒过来，又在朝堂上杖责，然后流放瀼州。遍体鳞伤的周子谅还没走到瀼州，在半道上的蓝田县就死了。
　　我说过，他是在找死。
　　打狗也要看主人嘛。牛仙客是皇帝亲手提上来的，你骂牛仙客不学无术，不就等于掌皇上的嘴吗！？
　　周子谅的闯雷池事件不但害死了他自己，也给了我一个期盼已久的机会。我对皇帝说：“周子谅是张九龄引荐的。”
　　三天后，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
　　这叫搂草打兔子。顺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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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被贬出长安的第二天，太子的悲情三人组突然间东窗事发。
　　也许是武惠妃授意的，总之一直咬住他们不放的驸马都尉杨洄这一次又咬到了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他掌握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与太子妃的哥哥、驸马薛锈暗中联络、图谋不轨的证据，立刻向皇帝告发。皇帝找我商议，问怎么办。我说：“这是陛下的家事，臣等不应该参预。”
　　我还需要说什么吗？当初要不是张九龄阻挠，太子早废了。所以我什么都不用说，皇帝自然知道该怎么干。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二十一日，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被废为庶民，驸马薛锈流放瀼州。次日，三个皇子在朝为官的外戚皆遭流放和贬谪。
　　天子这次很果断。
　　可我没想到是，他不但果断，还心狠手辣。
　　几天后，悲情三人组被赐死于东驿。驸马薛锈被赐死于蓝田。
　　东宫突然没了主人，我希望寿王李瑁能住进去，就一再提醒皇帝说，国不可无储君，寿王业已年长，可以考虑立他为太子。
　　可皇帝始终举棋不定。
　　
　　鸦雀无声的大唐官场这一年秋天忽然热闹起来。
　　起因是大理寺监狱的庭院有一棵树，树上有一群喜鹊在筑巢。
　　也许你们会说这根本不是事儿，可我告诉你们，在我们的时代，这绝对是件大事。
　　你们且来听听大理寺少卿徐峤怎么说。他在奏书中称：“今年天下判死刑的才区区五十八人。大理寺监狱的庭院，向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都不栖止。而今居然有喜鹊在树上筑巢，这是难得的祥瑞啊！”
　　一时间，朝堂上的文武百官纷纷呈上表章，说天下几乎不用刑罚了，真是可喜可贺！天子龙颜大悦，认为这是宰相执政有方所感召的祥瑞，应该算宰相的功劳，于是下诏封我为晋国公、封牛仙客为豳国公。
　　百官和天子都这么盛情，我当然就笑纳了。
　　牛仙客乐得合不拢嘴。
　　
　　这年冬天，我的一个同盟者死了。
　　她就是武惠妃。死时年仅四十余岁。我不知道她的具体死因，传闻是悲情三人组的鬼魂作祟，搞得她寝食难安，最后精神崩溃。
　　我觉得这是扯淡。人死就死了，哪来的鬼魂！？
　　八成是这女人自己心虚。
　　像我也经常失眠，可我怕的却不是鬼。
　　我怕的是活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活人！
　　我的政敌那么多，天知道会不会有哪个疯子突然间铤而走险，买通刺客对我下手？
　　所以，尽管喜鹊筑巢了，尽管天下和谐了，我的内心却始终无法和谐。
　　也许这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代价吧？也许这就叫……
　　高处不胜寒！？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7年）夏天，犹豫了一年多的皇帝终于立了太子。
　　可却不是我最希望的寿王李瑁，而是最年长的忠王李玙。
　　事后我才得知，这是高力士出的馊主意。
　　皇帝杀了三个皇子之后，想到自己年龄渐老，储君的人选又总是定不下来，所以整天闷闷不乐。高力士就赶紧替皇上分忧，问他怎么回事。皇帝说：“你是我家的老仆人，难道猜不透我的心思吗？”高力士说：“是为储君之事吧？”皇帝点点头。高力士说：“皇上何必这般殚精竭虑呢？只依年龄大的立他，看谁还敢再争！？”
　　皇帝如释重负，频频点头：“不错！你这话不错！”
　　高力士这话是不错，立嫡以长嘛，千百年来的老规矩。可问题是，谁都知道我跟寿王李瑁历来同坐一条船，一直力挺他当太子。忠王李玙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如今他当上太子，还有我的好果子吃吗？
　　每个皇子背后都有一个利益集团。
　　当上太子后，这个集团的势力无疑会更加强大。
　　可我却不是忠王集团的人。
　　所以，我必须把他搞下来。
　　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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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只要我在大唐的相位上待一天，便不允许任何一个朝臣和皇帝眉来眼去，同时也不允许皇帝向任何人表露出异乎寻常的垂青。
　　天宝元年（742年）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皇帝心情舒畅，在勤政楼上听乐工演奏乐曲。也许是明媚的春光和悦耳的曲声让天子心神迷醉，所以当清秀俊朗的兵部侍郎卢绚骑着一匹白马从楼下缓缓走过时，天子忽然惊为天人，深深赞叹他的气质超凡出尘。
　　皇帝身边遍布我的耳目，所以当天就有人把消息告诉了我。
　　几天后我找到卢绚的儿子。一番嘘寒问暖之后，我对他说：“令尊素有清望，如今交州和广州一带缺乏有才干的官员，圣上打算派他去，你认为如何？如果怕去偏远的地方，难免要被降职。依我看，还不如调太子宾客或太子詹事之类的职务，去东都洛阳就任。这也是优礼贤者的办法，你看怎样？”
　　卢绚大为恐惧，一旦真的调任交、广，那不形同贬谪吗！？连忙主动提出调任太子宾客或詹事之职。
　　为了不使这项任命在旁人看来显得过于唐突，我就先安排他去当华州刺史。不久我就找了个借口把他调任太子詹事、员外、同正。虽然太子詹事的官阶是正三品，但加了个所谓的“员外同正”，就是把他划到了编制外，不但俸禄只有正官的一半，而且完全根除了他染指中枢权力的可能性。
　　这年夏天，我的一个宿敌差一点卷土重来。
　　他就是被我搞出朝廷的严挺之。
　　有一天皇帝忽然对我说：“严挺之如今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个人还是可以用的。”
　　我嘴上唯唯，可心里登时一紧。
　　当天退朝后，我就把他在朝中任职的弟弟严损之找来，说：“皇上对尊兄十分挂念，你何不上一道奏书，说明尊兄得了风湿病，要求回到京师就医？”
　　每个外放的官员都眼巴巴地盼着天子垂悯、有朝一日重回天子脚下，严损之自然对我的这番贴心话感激不尽。他连连道谢地告辞而出，次日就依言上了道奏书。
　　然后我就拿着奏书对皇帝说：“严挺之看来是老了，又得了风湿，应该任命他当个闲散的官，使他便于就医养病。”
　　那天皇帝叹息了很久，最后还称赞我想得周到。
　　于是严挺之就和卢绚作伴去了——当了太子詹事、员外、同正。
　　
　　在我十九年的宰相生涯中，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人们总是一边对我心怀感激，一边不知不觉地被我挤出权力核心。
　　这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合理，非常自然。
　　所以后世的人们总是对此津津乐道。当然，大部分读书人还是骂我的。他们总是据此对我进行口诛笔伐，并送给我一句传颂千古的成语——口蜜腹剑。
　　就像人们常说我阴鸷一样，我不但不生气，反而认为这是在夸我。
　　因为这是最低成本的政治斗争方式。
　　难道要我像南北朝时代的那些人，动不动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动不动就搞得血流满地、尸横遍野才好吗！？难道非得那样才叫胸怀坦荡、表里如一吗！？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丛林、就有斗争，你们说是不是？当我们能够用嘴皮子摆平对手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巧妙地让对手主动出局或者妥协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动刀子呢！？
　　当然，除非你们认为搞政治不需要斗争，而是凡事要礼让三先，那我就没话说了。
　　反正我觉得，相对于古代的那些流血政争，我这么做已经算是一大进步了。
　　所以，这里我就要提出《丛林导读》的第三个关键词——无影手。
　　说复杂一点，就叫善用无形手段。
　　当然，必要的时候也要流血，可那是万不得已的。
　　你们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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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秋天，我的应声虫牛仙客死了，我引荐了刑部尚书李适之继任宰相。
　　他是和我同一个宗族的人。
　　至于说他能不能称我的心意，我还得进一步观察。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该年改年为载）的岁末，又有一个人很不幸地触到了我在天子周围划下的红线。
　　他叫裴宽，时任户部尚书。
　　他跟皇帝走得很近，大有入相之势。
　　于是我找到机会又施展了一次无影手。
　　那是刑部尚书裴敦复打完海盗班师回朝的那几天，裴敦复收受贿赂，为行贿者大记军功。裴宽立刻给皇帝打了小报告。我就把裴敦复找来，说，你惨了，裴宽参你一本了。裴敦复急着说，以前我打胜仗的时候裴宽也经常把他的亲朋好友塞给我啊！我说，那你还等什么？还不赶紧想办法禀明皇上！？
　　这裴敦复也是聪明人，知道自己已经被裴宽恶人先告状了，就不敢直接去找天子，悄悄派人送了五百金给杨贵妃的姐姐，请她在皇帝面前反咬裴宽一口。其时杨贵妃正大受宠幸。她的姐姐在天子面前一奏，裴宽当然要完蛋。几天后他就被贬为睢阳太守。
　　可就是这后面一着，让我隐约感到裴敦复也是一个即将触线的人。原本就屡立战功，如今又搭上了杨贵妃的姐姐，这对我构成的威胁已经不亚于裴宽了！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三月，我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把裴敦复贬为淄川太守。
　　
　　摆平二裴之后，新的威胁立刻接踵而来。
　　威胁首先来自我的同宗兼同僚李适之。他刚刚当了半年多的宰相，尾巴就已经翘到了屋顶上，渐渐不把我放在眼里，明里暗里开始跟我角力。他兼任兵部尚书，于是就和兵部侍郎、驸马张垍沆瀣一气，把整个兵部都变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
　　其次是太子妃的哥哥韦坚。这小子精明干练、擅长理财，几年来在江、淮租庸转运使的位子上干得风生水起，每年替朝廷增收的赋税多达一亿，大受天子赞赏，两年前被提升为左散骑常侍、水陆转运使，原职照旧，所有属下全部跟着他升迁。这小子又很会献媚，看上去极有入相的可能。
　　更有甚者，这两个人为了搞倒我，居然走到了一起。不断有人向我密报说他们过从甚密。
　　说起来这两个人都算是我的亲戚。李适之是同宗，而韦坚则是我舅舅姜皎的女婿，所以我才有心提携他们。可如今他们翅膀硬了，就企图联手整垮我。
　　所以我说这个世界就是一座丛林——像这种恩将仇报的事儿，每天都在发生。
　　不过他们也太自不量力了。
　　他们现在自以为是皇帝跟前的红人。可他们忘了我的无影手。我要是想对付他们，不但会让皇帝毫无察觉，甚至还会假借皇帝之手。
　　
　　对付韦坚，我采用的是明升暗降的策略。我把他擢升为刑部尚书，同时撤掉了他原来的所有职务，让我的心腹、御史中丞杨慎矜取而代之。
　　老鹰没有了天空，它就会变成一只家禽。
　　甚至比家禽还不如，因为它不会从地上啄食。
　　理财高手韦坚离开了税赋部门，他就变成了一个庸才。
　　甚至比庸才还不如，因为他对律法刑讼一窍不通。
　　而对付李适之，我则施展了借力打力的太极。我知道他想巴结皇上想疯了，就给了他一根竿儿。有一天我随口对他说：“华山富含金矿，一旦开采出来，足以富国利民啊！”
　　我说得很小声，那意思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李适之如获至宝，屁颠屁颠地跑去跟皇帝禀报。皇帝就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说：“臣早就知道了，可华山是陛下的本命，乃龙脉所在，不宜开采，所以不敢向皇上提起。”
　　皇帝拉长了脸，随后就对李适之说：“今后奏事，应当先和李林甫商议，不可草率轻忽。”
　　李适之一张脸涨得像猪肝。
　　可他这是哑巴吃黄莲。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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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坚和李适之分别被我摆了一道，恨得牙痒痒，于是同仇敌忾，天天待在一起。
　　这样更好，我可以一网打尽。
　　我授意杨慎矜使出他御史台跟踪取证的看家本领，日夜监视他们的行动。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的春节，太子的密友、边将皇甫惟明由于击败吐蕃入朝献捷，自恃有功，就在天子面前斗胆议论朝政，并把矛头指向了我，说我擅权揽政，建议天子将我罢黜。我宫中的耳目当天就向我作了汇报。
　　我听着听着，忽然间灵机一动。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啊！久戍边塞的皇甫惟明好不容易回京一趟，而且正逢新春佳节，还不得和故旧亲朋走动走动！？
　　谁是他的故旧？
　　太子便是。
　　太子妃的哥哥韦坚也是。
　　这不是天赐良机吗！？太子。外戚。边将。这三种角色碰在一起，多么容易令人产生某种遐想啊。
　　而且是致命的遐想。
　　我一想到这一回很可能又是一石三鸟，就不禁在暗室中笑了很久。
　　我叮嘱杨慎矜，春节期间必须密切关注这三个人的动向。
　　杨慎矜心领神会。
　　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太子出游，与韦坚会面。片刻后韦坚又赶赴景龙观，在僻静的道士房中与皇甫惟明密谈多时。
　　第二天一早，杨慎矜立即向皇上告发。他陈述的理由是：韦坚是皇室外戚，不应该和边将私下密谈。而我则立刻向皇帝指出：很显然，这是韦坚与皇甫惟明密谋，企图共同拥立太子，篡位登基。
　　皇帝暴怒。
　　自古以来所有天子最敏感最脆弱的那一根神经被触动了。
　　不，被触痛了。
　　当天，韦坚和皇甫惟明被拿下诏狱。皇帝也认为他们谋反的嫌疑很大，可心里顾及太子，就以钻营求进的罪名把韦坚贬为缙云太守，以离间君臣的罪名贬皇甫惟明为播川太守。
　　韦坚一落马，兔死狐悲的李适之大为恐惧，不久后便上表请求退居闲职。于是皇帝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任其为太子少保。
　　来势汹汹的韦李同盟就这么被我击溃了。
　　朝中的文武百官看在眼里，人人噤若寒蝉。李适之失势之后，他那担任卫尉少卿的儿子有一次宴请宾客，丰盛的宴席摆了一整天，可满朝文武没一个人敢去赴宴。
　　谁会那么傻，为了喝几杯酒得罪我李林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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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掉了李适之，我又引荐了一个人当宰相。
　　他叫李希烈，时任门下侍郎，精通老庄之学，为人柔顺谦和，专以神仙符瑞之说讨好皇上。我觉得这种人最适合做我的搭档。崇尚无为，个性冲淡，没有夺权的野心，既懂得让皇上高兴，又能乖乖服从我的意志。
　　这种人不可多得，可谓牛仙客第二。
　　他上任后，我也享受了一段清静无争的太平日子。依照旧例，大唐开国以来的宰相，每日办公必须到午后六刻才能退朝。我以前也一直是这样的。倒不是严格遵守上下班制度，而是不待在朝堂上我不放心。我怕同僚私自揽政，把我架空。而自从李希烈一来，我浑身轻松，就上奏天子说，如今天下太平无事，我也可以每天提前下班了。从此凡是早朝散后，巳时（上午九至十一时）我便打道回府，让各省各部的待批文件、一切军国要务都送到我的府上去。我在家中决断后，有关官员再拿去给李希烈签名，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
　　
　　天宝五载秋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终于让我逮住机会把韦李一党的人全部赶尽杀绝。
　　对付这种在朝中尚有残余势力的人，一定不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如果你掉以轻心，让他们有朝一日咸鱼翻身，你自己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
　　这件事是韦坚那两个傻乎乎的弟弟干的。一个是将作少匠韦兰，另一个是兵部员外郎韦芝。他们上书为韦坚喊冤，结果令皇帝勃然大怒。太子一下就慌了，为了自保，赶紧要求和韦妃离婚，声明自己绝不以亲废法。几天后，韦坚被贬为江夏别驾，韦兰和韦芝流放岭南。我对皇帝说，看来韦坚和李适之在朝中的朋党势力还很庞大啊！皇帝深有同感，于是将韦坚流放临封，贬李适之为宜春太守；同时把韦坚的宗族亲党数十人全部罢黜。
　　第二年春，我又奏请皇帝将韦坚兄弟和皇甫惟明全都赐死于贬所。
　　李适之彷徨无计，知道难逃一死，最后服毒自杀。
　　我又让人捏造了一个罪名，将李适之的儿子李霅活活杖死。
　　我说过，我不喜欢流血。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敢杀人。
　　必要的情况下，我绝不心慈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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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我的心腹、时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的杨慎矜又渐渐取得了皇帝的信任。
　　眼看又有一个人要触红线了。
　　这真是一件让人很无奈的事。
　　你要做事情就要用人，要用人就要授予他一定的权力。而任何人只要尝到权力的滋味就会想要更多，然后他就从你的心腹之人变成了心腹之患。
　　所以人们常说，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我的整个宰相生涯，都像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
　　杨慎矜曾经引荐过他的外甥王鉷进入御史台。王鉷此人颇有能力，后来升迁为御史中丞，已经与杨慎矜平起平坐，可杨慎矜总是拿他当晚辈，在朝堂上也直呼其名，而且与人闲谈时嫌王鉷出身微贱，言下之意是王鉷有今天都是他的功劳。
　　王鉷对此怀恨在心。
　　其时又恰逢杨慎矜正宠信一个叫史敬忠的术士，史敬忠危言耸听，说天下将有变乱，劝杨慎矜提前在临汝山中买一个田庄避难。杨慎矜对王鉷毫无防备，把这事透露给了他。
　　于是我就示意王鉷利用此事搞掉杨慎矜。我暗示王鉷，杨慎矜是前朝隋炀帝的孙子，可利用这层关系做做文章。王鉷便在长安散布流言，说杨慎矜与术士往来密切，家中暗藏符谶，计划复兴祖先的帝业。
　　皇帝李隆基怒不可遏，把杨慎矜扔进了监狱，命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进行三堂会审。我命令手下的酷吏吉温前往汝州逮捕了史敬忠，拿到了他的供词。人证虽然有了，却没有物证。有关官员搜遍了杨宅也找不到谶书。我授意侍御史卢铉再去搜一遍。卢铉袖心领神会，袖中藏着谶书走进了杨宅，片刻后便骂骂咧咧地走出来，说：“这个叛贼原来把谶书藏在了密室里。”
　　杨慎矜百口莫辩。数日后，皇帝将他和两个哥哥少府少监杨慎余、洛阳令杨慎名全部赐死，同时株连了数十个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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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屡兴大狱，却不能伤及太子分毫，心里颇为懊恼。
　　于是我起用了一个人。
　　他就是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原名杨钊，后赐名国忠）。
　　这个人十分精明，而且有杨贵妃撑腰，用他来对付太子很合适。我任命他为御史，让他密切监视那些东宫集团的成员。一旦发现有何污点，立即发出弹劾，并交由我手下的酷吏吉温和罗希奭去审问。经他们之手审过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清白的。太子党成员为此被我扳倒了好些人。无奈太子为人谨小慎微，基本上抓不住他的把柄，而且高力士又经常在天子面前保他。所以终我一生，太子毫发无损。
　　事后来看，起用杨国忠也许是我这辈子犯过的最大的错误。
　　我并不是低估了他的野心，而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他的外戚身份。
　　我已经习惯于把手下的人当成一次性筷子，用完就扔。没想到杨国忠这种人一旦坐大，想扔也扔不掉了。因为天子爱屋及乌，对他的宠幸与日俱增。只要杨贵妃恩宠不衰，他杨国忠便可以扶摇直上。而且这小子又跟韦坚一样精于理财，这点又对了天子的胃口，于是屡获升迁。
　　
　　天宝六载，我的仕宦生涯达到了顶峰。天子不但加我开府仪同三司，而且赏赐食邑三百户，并且赏赐众多上等的宅地、田园和别墅，还有天下各种奇珍异宝。岁末的那些日子，由于时近春节，各地贡献的物品先后运送到尚书省，随后天子便全部赐给了我。每当天子不上朝的时候，文武百官全都聚集到我家中，御史台和尚书省都无人办公，只有李希烈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相府里。
　　俗话说：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隐约预感到，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的辉煌了。
　　我的儿子李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一次我命人在后花园修筑暗道，李岫随我去视察时，指着那些正在劳作的工匠对我说：“父亲大人长久掌握大权，怨仇遍满天下。倘若哪天灾祸降临，想要当个像他们这样的杂役，恐怕也办不到了！”
　　那天我凝视着他，心情忽然变得极为恶劣。我说：“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能怎么办！？”
　　我记得那天的天色阴沉，北风在我们父子的耳旁一直呼啸。
　　当时的我绝对想不到，儿子李岫的话最终竟会一语成谶。
　　我当时所能想到的，只有如何防患于未然、以及如何加强自身的安全系数而已。
　　在那几年里，我的失眠症更加严重，每夜更换寝室的次数更为频繁。
　　不但在夜里，大白天出行我也要带上一百多名步骑兵，分左右两翼护卫；而且还让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无论公卿还是庶民都必须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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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所能做的就是杜绝有实力的人物入朝为相的可能，籍此确保我的相位不受威胁。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在节度使任上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我意识到，如果这个要命的规矩不改，迟早有一天会有一些能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到相位上跟我叫板，所以，我必须未雨绸缪地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渠道。我对皇帝李隆基说：“文臣做将军，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卑贱、但是勇猛善战的胡人为边将。这些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陛下果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会替朝廷卖死命！”
　　皇帝觉得我的话很有道理，随后愈加重用安禄山这些胡将，并且不再把朝中文臣外放为边藩将帅，而是大量起用胡人担任诸道的节度使。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从此朝中百官都要乖乖跟在我屁股后面，唯我李林甫马首是瞻了。
　　可是我绝不会想到，这样的举措最终居然导致了“安史之乱”，从而终结了大唐一百多年来的升平，把帝国一下推进了万丈深渊……
　　错在我吗！？
　　虽然安禄山起兵叛乱是在我死后三年发生的事情，但是一旦真的要追究原因，我承认自己还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大唐历来之所以形成以文臣为边帅的规矩，目的就是要节制边镇势力，把四方的兵权牢牢把握在中枢。而我却将其一朝废止，致使皇帝大肆任用心怀异志的胡人，并且使得中央的武备荒废，而帝国主要的军事力量却集结在北部边镇，最终导致“强枝弱干”的局面。在这方面，我承认我铸成了大错。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要把“安史之乱”的屎盆子都扣在我一个人头上，我绝对不服。
　　我认为我最多只能负三分一的责任，另外两个罪魁祸首你们也有必要考察一下。
　　一个就是大唐天子李隆基。
　　大唐朝廷防范边将的办法除了我提到的以文臣节制之外，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能长久任职；不能遥领远地；不能兼统他镇。这是三条绑在边将身上的绳子。有此三项制约，朝廷就不怕边将们尾大不掉。可结果是李隆基自己给他们松了绑。自开元以来，做边将的十几年不调职的人多如牛毛；而且很多人都遥领远地，皇子中如庆王、忠王等人，宰相中如萧嵩、牛仙客等人；而节度使兼统他镇的也多得很，如盖嘉运、王忠嗣等，都是一人节制好几个道的……所以最终结出了安禄山这颗无比壮观的硕果！
　　这一切能怪我吗！？
　　在我生前，安禄山一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还封爵为东平郡王，势力已经极度膨胀，可到我死后两年、亦即天宝十三载，皇帝还打算任命他为宰相，天宝十四载还把宗室的荣义郡主许配给他儿子安庆宗……这一切，难道也是我的责任！？
　　除了我和皇帝，最终促发“安史之乱”的人就是外戚杨国忠。
　　我死后，杨国忠继任宰相。可他哪里是宰相之才呢？他浅薄、浮躁、狂妄、轻言，别说肚里能撑船，就算撑一个木盆我看都有问题。他上任之后，喊得最大声的一句话就是：安禄山要造反！喊得朝野上下无人不知。别说安禄山有心要反，就算无心要反最终也会被他逼得狗急跳墙。我知道杨国忠是怕安禄山入相以后跟他争宠，所以一心想除掉他。可除掉这么一个重量级人物是用这种办法吗？不用说朝堂上复杂的政治斗争需要韬略，就算市井斗殴，你们见过哪一个狠角儿杀人之前拼命喊“我要杀了你”的？往往这么喊的人就是头一个被干掉的。我在清除每个对手的时候，都是事前波平浪尽事后不留痕迹的，哪里能像杨国忠这样到处嚷嚷！？这么做的结果只能被对手耻笑，而且引起他的高度防备和警觉。
　　在这种情况下，对手通常会放出一些烟雾弹，然后趁人不备先下手为强。
　　安禄山就是这么干的。
　　我死后两年、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的正月初三，按例安禄山会入朝觐见。可杨国忠却一个劲地对皇帝说安禄山必反！还说：“陛下倘若不信的话，可以下诏召他来，臣敢保证，他一定不敢来！”
　　这杨国忠就是一个笨蛋。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任何人三更半夜都会赶来，向天下人证明自己的清白。安禄山可不像杨国忠那么笨，他昼夜兼程赶到长安，流着泪对皇帝说：“臣本是胡人，承蒙陛下宠爱，提拔如此之甚，因而被杨国忠嫉恨，臣不知哪一天就要被杀了！”皇帝闻言，大起恻隐之心，当即赏赐给他一万万钱，之后宠信更隆。
　　杨国忠的话从此被当成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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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最终就是这么爆发的。
　　而杨国忠就是这么死的。
　　可惜我也死得早。要是上天让我多活两年，也许我有机会亡羊补牢。
　　也许我能找到机会不动声色地除掉安禄山。
　　可是历史没有“也许”，人生无法重来。
　　归根结底，我也只是历史棋局中的一枚棋子。
　　什么时候被拿起来扔掉，只有老天爷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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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大唐官场的局面变得极端错综复杂。
　　外有安禄山的强势崛起，内有杨国忠的恃宠争权，而我手下的王鉷也日渐坐大，就连酷吏吉温也开始阳奉阴违、吃里扒外，甚至原本看上去碌碌无为的李希烈也忽然间抖擞起来，事事要和我对着干……
　　我逐渐产生了临深履薄之感。
　　我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而对手们正处于高速成长期。
　　在这种艰难的局面下，我只能采取守势。
　　我不可能同时向这么多强势人物发起进攻，那样只会自取灭亡。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游走在他们之间，以自己的余威震慑他们，把他们的嚣张气焰控制在我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仅此而已。
　　这也是丛林中的生存之道。当你具有绝对优势的时候你必须以攻为守，而当你不具备压倒性力量时你只能以守为攻。这里就要引出《丛林导读》的第四个关键词：攻守相宜。
　　在无常而险恶的丛林中生存，一味地进攻不叫勇敢，而叫莽撞；适度的忍让也不是懦弱，而是另一种意义的坚强。它将有效地保护你所有的既得利益，而不至于使你的一生心血付诸东流。
　　下面我就向你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也就是安禄山兼领第三个节度使的那一年，小人吉温就暗地里投靠了他，和他拜了把子，称他为三哥。他对安禄山说：“李相虽然表面上与三哥亲近，可未必肯以三哥为宰相；我虽然受他驱使，也终究不能得到他的提拔。哥哥若向皇上推荐我，我即刻奏明皇上，说哥哥可以担当大任，我们一同排挤掉李林甫，您就一定能当上宰相。”
　　不久安禄山果然向皇帝举荐吉温。就在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时，吉温也被任命为副使。
　　其实吉温在背后跟我玩什么猫溺我一清二楚。
　　可我必须得忍着。
　　理由前面已经说了。
　　
　　再比如安禄山这个人。外表粗犷豪放、大大咧咧，其实内心细如针尖。很少人能意识到这点，可我对此洞若观火。
　　对付他这种人，我当然知道该用什么招。
　　每当他入朝的时候，我总是盛情邀请他到寒舍小聚。我们宾主之间经常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就国内外大事交换看法，从而达成广泛的共识。但就在这种诚挚、坦率的会谈气氛中，我会见缝插针地说出一两句话。
　　而这些话通常总能道破安禄山心中隐秘的想法。
　　每当我那么随口一说的时候，安禄山脸上的表情总是颇堪玩味。
　　久而久之，安禄山服了。
　　他终于知道，在我面前，他几乎就是一个半透明体。几年来，他在跟朝廷百官打交道时总是一脸傲慢，可惟独跟我坐在一起总是战战兢兢，甚至大冬天的时候也会汗流浃背。当然，碰到这种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很多体己话，然后脱下自己身上的袍子给他披上。
　　所以安禄山最后就称呼我为“十郎”。这是表示亲切，同时也是献媚。
　　每当他人在范阳，让手下来京办差时，总是吩咐手下一定要来拜见我。手下回去之后，他便忙不迭地问：“十郎都说什么了？”如果我给了他几句好话，安禄山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要是听到手下转述我的话说：“告诉安大夫，要好自检点！”他就会吓得面无人色。
　　对付安禄山这种人，我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我只能一边拉拢一边威慑，而他也只能一边逢迎一边惧恨。
　　对强弩之末的我来讲，在余生中能与这种军事强人、政治新星、天子眼前的大红人保持相安无事，我就应该感到满意了。
　　
　　这几年王鉷蹿得很快，领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而且还兼了二十几个节度使职。不过在场面上他对我还算恭敬。最嚣张的是他的儿子和弟弟。他儿子王准在宫中任卫尉少卿，我儿子李岫任将作监。两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每次王准都要牛皮哄哄地损我儿子。
　　李岫忍气吞声。
　　我也只好忍气吞声。
　　倒不是说我的权势已经不足以同王鉷抗衡，而是如果我们两个干起来，吉温杨国忠李希烈之流就会趁机对我群起而攻。所以我必须在小节上忍让，然后留着王鉷与杨国忠等人相互制衡。
　　如果大家势均力敌，那就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就像对付安禄山一样，我只求大家相安无事。
　　可惜这种平衡之局最后还是被打破了。
　　王鉷被搞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杨国忠从此在朝中一人独大。
　　而我则在一种唇亡齿寒的悲凉中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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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是被一个小人物打破的。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角色就是王鉷的弟弟王銲。
　　说起来真是可悲又可笑。
　　一群大佬正在紧张地对峙和相持，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小角色却冒冒失失地闯进来，结果大伙动手，长安流血，政局随之一变……
　　这王銲真是一个丧门星。
　　王銲时任户部郎中，平时就骄纵狂妄，不守法纪，有一次把一个叫任海川的术士叫到家中，问他：“我有天子的相貌吗？”把任海川吓得不敢吭声，即日逃亡。事情被王鉷知悉，暗中派人追杀了任海川。此事又被一个叫韦会的朝臣获知，王鉷再次杀人灭口，把韦会逮捕入狱，并害死在狱中。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丧门星王銲别再搞什么小动作，那王鉷就算把这事摆平了。
　　可王銲偏偏要往死路上走，又搞出了一件事——
　　他居然想发动政变！
　　王銲和一个叫邢縡的朋友结交了一些禁军，于是一起策划，准备刺杀禁军将领，然后接管他的士兵发动军事政变，目标是把我、李希烈、杨国忠三个都杀了，最后挟持皇帝、夺取政权。
　　他们有病。
　　这么做不叫异想天开，而叫丧心病狂。
　　精明强干的王鉷居然有这么一个活宝弟弟，也活该他倒霉。
　　可想而知，这群疯子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告发了。皇帝亲手把告状信交给王鉷，让他逮捕叛党。王鉷料到他弟弟肯定在邢縡家中，就暗中通知他逃离，到傍晚才与杨国忠一起率兵包围了邢縡的家。这邢縡存心要拉王鉷下水，就和他的党羽一边突围一边互相喊话说：“不要伤了王大夫。”
　　结果邢縡被杀，一干党羽全部落网。杨国忠总算抓住了把柄，于是向皇帝禀报了整个经过，说：“王鉷必定参与了这个阴谋！”皇帝正宠信王鉷，不忍心办他；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杨国忠打破这个平衡之局，所以也力保王鉷。最后皇帝决定对他们兄弟网开一面，但为了维护法纪，希望王鉷做做样子，主动上表请求将王銲治罪，这样大家都有个台阶下。皇帝让杨国忠把这个意思传达给王鉷。
　　如果王鉷识相，这时候绝对要丢卒保车，自己先洗脱干系，然后再想办法保他弟弟。可没想到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没按皇帝的要求做。这下可把皇帝惹火了。而李希烈偏偏又站出来火上浇油，大骂王鉷大逆不道、其罪当诛。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来可能是上了王銲的诛杀名单，心里窝火；二来也是故意要和我唱对台戏。结果皇帝一纸令下，命杨国忠取代了王鉷的京兆尹之职，并让他和李希烈会审王鉷。
　　这一来王鉷就死定了。
　　审理的结果，不但此次谋反的罪名坐实，而且连同以前杀任海川和韦会的事情都被扯了出来。最后证据确凿，呈报皇上。皇帝赐王鉷自杀，把王銲绑到朝堂上活活杖死；王鉷的两个儿子流放岭南，不久后也被杀了。
　　更要命的是，杨国忠和李希烈居然把我也扯了进去。
　　他们信口雌黄，指控我和王鉷兄弟暗中交结，甚至还诬蔑我与突厥叛将阿布思有瓜葛，并让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出面指证。
　　这阿布思是突厥降将，曾一度归顺大唐，后来因与安禄山有嫌隙而再度叛回漠北。我和他素无往来，怎么平白无故成了他的同党！？
　　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皇帝当然没有采信他们的诬妄之词。不过从这一天起，皇帝便疏远了我。
　　我平生第一次充满了一种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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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冬天，杨国忠入相似乎已成定局。
　　时逢南诏军队多次侵扰西南边境的剑南道，蜀地百姓要求遥领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回去镇守，我趁机奏请皇帝派他去。杨国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事盲，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就哭哭啼啼地去跟皇帝辞行，说这是我要陷害他。杨贵妃也一再帮他求情。老迈昏庸的皇帝李隆基安慰他说：“你先去走一趟，把军事防御部署一下，我掐着日子等你回来，你一回来我就任命你为宰相！”
　　当宫中的耳目把天子的这句昏话说给我听时，我已经躺在病床上了。
　　我苦笑。
　　除了苦笑，我还能做什么！？
　　
　　冬天的冷风一阵紧似一阵，我的病势也一天比一天沉重。
　　巫医说只要跟皇帝见上一面，我的病就会好。
　　我无声的笑了。
　　与其说这是医治我沉疴的药方，还不如说这是在暗示我——该是跟皇上见最后一面的时候了。
　　皇帝决定来看望我，可左右之人拼命劝阻，说不吉利。皇帝只好命人把我抬到庭中，然后亲自登上降圣阁，拿起一方红手帕，远远地向我挥舞。
　　那一刻我的眼睛湿了。
　　我看见皇帝一直在用力地挥手，仿佛是在表示感谢——感谢我在这十九年中代替他兢兢业业地操持这个庞大的帝国。
　　那方寒风中翻飞的红手帕，是皇帝对我最后的也是最高的奖赏。
　　我坦然地领纳了这份奖赏。
　　当之无愧地……
　　别无所求地……
　　领纳了它。
　　
　　没过几天杨国忠就回来了。
　　他在翘首以盼的剑南百姓的眼前晃上一晃。然后他就回来了。
　　他来见我，跪在床前向我行礼。我忽然流下眼泪，对他说：“林甫将要死了，您必定做宰相，身后的事情只好麻烦您了！”
　　杨国忠双手乱舞，一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我看见他满脸是汗，表情尴尬。
　　我知道那是冷汗。
　　我知道直到这一刻，他还在怀疑我装病。
　　他怀疑我在欺骗他、试探他、陷害他。
　　他以为连我的眼泪也是假的。
　　可他错了。
　　虽然这一生我很少讲真话，可我从来不说没有必要的假话。
　　在丛林中行走一生，说谎绝对是一种必须，可它绝不能成为一种习惯。
　　总有那么一些时刻，人必须讲真话。
　　比如现在我对杨国忠说的话。
　　在我身后，这个庞大的帝国将托付到他手上，万千黎民百姓的命运将决定在他手上，所以，我希望他能以和我一样的务实态度去当这个宰相。
　　在我身后，我儿孙的荣华富贵也必将交到他的手上，所以，我希望他着眼于大局，不要公报私仇——不要把我们的政争化成私怨倾泻到我的家人身上。
　　所以，我对他讲了真话。
　　我也在他面前落下了这一生中罕有的真实的眼泪。
　　他能理解这一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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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天宝十一载的十一月二十四日，深冬的冷风猛烈拍打着寝室的窗棂。
　　我嗅到了越来越浓的腐烂气息……
　　也许到这里，《丛林导读》就该划上句号了。
　　你们还记得那四个关键词吗？
　　隐忍。洞察人性。无影手。攻守相宜。
　　我像每一个濒死的老人一样不能免俗，絮絮叨叨说了这么一大堆。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听？也不知道你们听懂了多少？
　　不管这么多了。我现在累了。
　　有一场睡眠在黑夜的深处等我。在世界的另一头等我。
　　我要去赴约。
　　那将是一场真正的睡眠。一场美妙而安详的长眠。
　　我一想起这个就会笑。
　　然后我笑着闭上了眼睛。
　　
　　你们以为我的故事完了吗？
　　不。没完。
　　我死后，皇帝以隆重的礼节将我入殓。让我睡在一口宽敞舒适的贵重棺椁中，还在我嘴里放了一颗璀璨的珍珠，身旁放着御赐的金鱼袋、紫衣等物。
　　在大唐，这代表着无上的恩宠、巨大的哀荣。
　　所有人都认为我可以好好安息了。
　　可杨国忠不让我安息。
　　第二年正月，我还未及下葬，厄运就降临了。
　　当上宰相的杨国忠派人游说安禄山，再度指控我和阿布思共谋反叛。安禄山让阿布思的降卒到朝廷作证；我的女婿、谏议大夫杨齐宣禁不起他们的软硬兼施，也被迫做假证出卖了我。
　　老迈的皇帝在这么多来势汹汹的指控中发了昏，颁下了一道诏书。
　　二月十一日，我生前的所有官爵全部被削；子孙中有官职的全部罢免，流放岭南和贵州等地；所有财产全部充公。
　　如果仅仅到此为止，我的灵魂也不至于陷入一场凄怆无尽的飘泊。
　　他们还剖开了我的棺椁，夺去了我口中的珍珠和身旁的金鱼紫衣，把我塞进了一口庶民的小棺中，随随便便埋在了长安郊外的乱葬岗上。
　　到死，我也得不到一场真正的睡眠。
　　这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灵魂可以思考，我将用无尽的岁月来思考这个问题。
　　不管能不能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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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秦桧：我的无间道
　　
　　
　　说起我，你们绝不陌生。
　　今天如果你们去杭州，还可以看见我赤着上身反剪双手长跪在岳武穆的墓前。
　　从明朝正德年间第一次铸像到现在，我已经在那里跪了将近五百年。
　　而且貌似要永远跪下去。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这是岳庙的一副对联。上联说岳飞，下联说的就是我。
　　我就这么跪成了一个大奸大恶的符号，连无辜的白铁都被我连累了。如果白铁有知，我真想对它说声抱歉。我就这么屈膝垂首于山一样伟岸的大忠大善的岳飞英灵前，任千夫所指、兆民唾骂。如果把这五百年来唾骂我的口水汇聚起来，足以成为一片浩瀚的汪洋。
　　而称颂岳飞的口水则会组成另一片汪洋。
　　当然，如果纯粹用道德眼光来看，我也承认，岳飞是个难得的忠臣，而且的确死得冤。所以就算在他灵前再跪五千年，我也无话可说。可问题是，道德评价并不完全适用于历史。某些时候甚至很不适用。我这么说并不是想否定是非善恶，而只是想强调一点：历史不仅仅只有一种解读方式。如果五百年来，你们一说起我就只是一个“奸”字，一说起岳飞就一个“忠”字，那你们的历史目光也未免过于狭窄、甚至是过于苍白了。想要解读出一个真实而丰满的历史，道德眼光固然是需要的，但它绝不能成为唯一的。发泻道德义愤固然会让人身心舒畅，但是恕我直言，久而久之，人会变得既懒惰又浅薄。到最后你们读到的不是历史，而是一份关于历史的简明扼要的宣传手册。
　　有一点我务必事先声明，我对你们说这些，并不是替自己做翻案文章。都死了八百多年了，翻来翻去又有什么意思？暂且不说其他朝代，光是南宋一朝我就被翻了几次：
　　我死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皇帝赵构为我盖棺论定，赠“申王”、谥“忠献”。五十一年后，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我被翻了过来，夺“申王”之爵、谥“谬丑”。才过了两年，亦即宁宗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当时的宰相史弥远又把我翻了过去，恢复原爵位和“忠献” 谥号……
　　我觉得这些都是无聊的把戏。无论人们评价我的时候如何针锋相对，其实性质都是一样的。搞来搞去的真实目的无非还是为他们的自身利益服务。
　　所以，我极度讨厌所谓的“翻案”。
　　我真正关心的是，在你们看来，除了道德论断这个传统角度，历史是否还可以从另外的侧面进出？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你们大可以看到这一页为止。我也只能表示遗憾。
　　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你们就暂且忍住即将喷到我跪像前的口水，跟着我走一趟南宋初年。去看一看被兵燹战火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的大宋王朝；去体验一下一个乱世人比之一头太平犬是显得何等不堪；去衡量一下，在宋弱金强的历史定局中，是要冒着身死国灭的危险打一场英雄主义的战争，还是要顶着大奸大恶的骂名求得一个精神残缺但是家国保全的和平！？然后再感受一下，当一个人在战争与和平的两难中、在义利忠奸的抉择中、在弱宋与强金的对峙中、在宁可玉碎的军民与但求瓦全的天子之夹缝中，在要么疯狂要么异化的煎熬中，他的灵魂是怎样一步一步走上历史和上天给定的无间道……
　　他貌似可以选择。
　　但是他终究无可选择。
　　我这么说并非为自己的千秋罪错开脱。像我这么一个人也没有资格在历史法庭上为自己作无罪辩护。我更不敢希求你们的同情和谅解。我仅仅想通过这样的陈述，逐渐丰满你们解读历史的目光。
　　因为无论到任何时候，别人给你的既定结论都不能代替你的个人思考。
　　尤其是所谓权威给你的结论。
　　只要你能从道德以外的其他层面进入，设身处地地体验一段真实的历史，感受一颗焦灼的灵魂，那么无论你临别前仍旧是义无反顾地啐下那一口延迟喷发的唾沫，还是若有所思地在我的跪像前发出一声浩然长叹，我都无怨无悔……
　　这篇自述绝不是辩护书。你们可以把它视为类似于卢梭的那种心灵的《忏悔录》，也可以视为类似于卡夫卡的那种象征着灵魂异化的《变形记》，或者权当是南宋版《无间道》主角原型的一份自供状……总之，请你们相信我的诚实。
　　如果你们同意，那我们就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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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伟人降生总是被说成异香满室、神迹昭昭一样，人们似乎也倾向于认为奸臣打从出娘胎起就是一肚子坏水。
　　其实前者往往是谎言，而后者也多半是瞎掰。
　　人是善变的动物，而这个世界又是如此变幻莫测，就算你现在拍着胸脯说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好人，又有谁敢保证明日之你必是今日之你呢！？所以说，没有谁是天生的忠良，也没有谁是注定的恶棍。
　　就像我来讲，我既非从小就长得青面獠牙，也不是一落地就心怀大恶。相反，我青少年时代就读于太学时，还以乐于助人、关心集体、手脚勤快等优良品格著称。同窗们平常有些跑腿的小事总是喜欢找我帮忙，而我也总是干得不亦乐乎；要是碰上三月踏青、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集体活动，我都是主动请缨担任义务总办，不辞辛劳地跑前跑后，替大伙操办一切。所以同窗们就赠给我一个雅号——秦长脚。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双健步如飞的长脚日后将带我走上那条一去不回头的无间道。
　　学生时代，我不但人缘很好，而且学业优异，所以我在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也就是二十五岁那一年考上了进士，授密州（今山东诸城县）教授一职。年轻时候的我之所以表现得奋发有为，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我父亲秦敏学虽然也是从政之人，可一生中最大的官只当到县令，不可能对我的仕途有多大帮助。所以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生能否出人头地，完全取决于我的个人努力！
　　当然，我后来的仕途发展，应该说还是与我的妻子有关系的。她是名臣后代，其祖父是北宋神宗朝的著名宰相王珪。如此显赫的门第自然会对我有所助益。我担任密州教授之后又继续深造，考中词学兼茂科，奉调为京师的太学学正，相当于最高国立大学的训导长，算是返校任教了。虽然是一个九品芝麻官，但总算是京城的官，比外放好多了。
　　日后我经常在想，如果不是靖康元年从天而降的那场国难，我这一生恐怕很难当上宰相，更别说要执掌帝国权柄前后共计十八年、并最终晋位为太师。我很可能跟所有太平时代的官僚一样，以蜗牛的速度慢慢爬，到发白齿摇的时候混到一个尚书就算功德圆满了。
　　所以，靖康元年无疑是大宋王朝悲剧的开端，但却是我个人平步青云的起点。
　　不过你们可别误会，以为我这么说足以证明我一开始就是一个汉奸卖国贼。其实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当穷凶极恶的金国军队兵临汴京城下、强迫大宋割地赔款的时候，我是朝中为数不多的坚定的主战派之一。
　　金人当时提出的城下之盟是：一，大宋一次性赔付金国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二，宋主尊金主为伯父。三，宋割让中山（今河北定县）、太原、河间三镇之地。四，以亲王宰相为人质。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立刻上书，向钦宗皇帝建言：一，金人贪得无厌，绝对不能割让作为汴京屏障的三镇，最多只能许以燕山（今北京）一路；因为金兵南下时，守将郭药师叛降，燕山所属州县已悉数为金所有；既已被占，不妨遂认可之。二，金人狡诈多端，即便议和，汴京的军事防御绝对不能松懈；三，召集百官廷议，集思广益，共商国是；四，金国的议和使臣只能驻留朝外，绝对不允许他们登上朝会大殿。
　　可是，当时的我人微言轻，奏书呈上如同泥牛入海，皇帝一点反应也没有。
　　几天后，我突然被擢升为职方员外郎。我大感振奋，以为主战派终于听到了我的声音。正当我绾起袖子准备报效国家的时候，朝廷却忽然命我去张邦昌的官署报到，听候差遣。你们也知道，这个张邦昌就是后来被金人扶植为“楚帝”、建立傀儡政权的家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显然，这一纸任命状是主和派颁发的，目的是想收买我。
　　我义愤填膺，一连呈上三道辞职奏章，说的都是同一句话：“此项任命专为割地，与臣初议矛盾，失臣本心！”说白了就是——宁掉乌纱，绝不卖国。
　　朝廷接受了我的辞职请求。
　　日后当我偶尔回想起年轻时代壮怀激烈的那一幕时，总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我甚至很难想象靖康元年上书辞官的秦桧和南宋初年奔走在无间道上的秦桧是同一个人。
　　当时的我多么正气凛然啊！所秉持的从政理念又是那么单纯！我以为身为社稷之臣、民之父母，国难当头的时刻就应该把个人的得失荣辱置之度外；我以为只要大宋王朝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凶残的胡虏，保卫美丽的家园；我以为天子和百官中的大多数肯定也拥有和我相同的信念，大家在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面前，应该没有根本的分歧……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我错了。
　　世界并不那么美妙。美妙的只是我对世界的一厢情愿。
　　别人也不单纯。单纯的是我对别人的期许。
　　大宋王朝的官场，靖康元年的世事，国难当头的人心，瞬息万变的时局，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如果我再一意孤行地单纯下去，不需要等到国破家亡，头一个毁灭的就是我。
　　为此，我愿意不惜篇幅地为你们描绘我当时所面对的世界。
　　我很愿意告诉你们，靖康元年的大宋帝国到底都发生了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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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一月，金国完颜宗翰与完颜宗望兵分两路，大举南下。其战略意图是：以宗翰一军下太原，取洛阳，断绝宋朝的西路援军，并阻止宋天子西逃入蜀；以宗望一军下燕山，取真定（今河北正定），直逼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两军最后对大宋都城实施包抄合围。
　　金人兵锋所向，宋军望风而降。短短二十天，宗翰的西路军就连克朔州（今山西朔县）、武州（今山西神池）、代州（今山西大同）、忯州(今山西忻县)，进围太原；宗望的东路军连克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不战而下燕山，并迅速包围中山府（今河北定州），距汴京仅十日路程。
　　消息传来，满朝震恐。徽宗皇帝仓惶失措，不得已而痛下罪己诏。给事中吴敏和太常少卿李纲察觉到徽宗已有卸责南逃之意，遂以血书谏请皇帝禅位于太子赵恒，以此收拾人心、号令天下。十二月二十三，太子即位，是为钦宗。六天之后，适逢新年，遂改元靖康。
　　钦宗召见李纲，李纲慷慨陈辞：“祖宗疆土，子孙当以死守，不得以尺寸与人！愿陛下留心于此，执之至坚，勿为浮议所摇，可无后患！” 钦宗频频点头，即拜李纲为兵部侍郎，旋即又授参谋官，负责前线御敌。
　　如果你们以为钦宗赵恒听了李纲的一席话就坚定了抗金的决心，从此誓与江山社稷共存亡，那你们就和年轻时代的我犯了同样的错误——单纯。
　　世事如棋局。金人每落一子，皇帝每应一着，大宋朝的命运以及百官和军民的命运都随时在被改写。作为盘面上的一枚棋子，要想既不被金人吃掉，又不被皇帝当成“弃子”，就要尽早学会用一种复杂的眼光去堪破这盘棋——实际上就是堪破对弈双方的心态、和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尤其是大宋天子的想法。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三，当汴京的臣民一边放着炮竹一边战战兢兢地引颈北望时，金人的虎狼之师已经悍然渡过了黄河。他们只用很小的代价就跨越了天堑。因为宋军驻守在黄河北岸的梁方平部一见敌尘便望风而逃，驻守南岸的何灌部仓促之间烧断桥缆，淹没了几千个正在抢渡浮桥的金兵，但是宋军随后便哗然四散。金兵用船渡河时，遥见南岸竟无一兵一卒，遂大笑道：“南朝何竟无人！”渡河之后，金兵旋即攻陷滑州（今河南滑县）。
　　时为太上皇的徽宗连夜出逃镇江。宰相白时中与李邦彦等人纷纷劝说钦宗南逃襄（今湖南襄阳）、邓（今河南邓县），钦宗亦颇有此意。兵部侍郎李纲闻讯，不顾宰相议事、从官不得入殿的规矩，执意闯上廷殿，面奏皇帝：“风闻宰相们劝皇上南下，果真如此，宗庙社稷危在旦夕！上皇将社稷托付于陛下，陛下岂可委之而去？”
　　钦宗默然无语。
　　白时中说：“如今金人势锐，都城岂能守得住？”
　　李纲说：“天下城池，岂有如都城之坚固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皆在此，舍此何往？若能激励将士、慰安民心，岂有不可守之理！？”
　　钦宗无奈，只好环视众人说：“诸位有何良策？”
　　大臣们鸦雀无声。
　　李纲说：“今日之计，只有集结军队，向金宣战，才能巩固人心，坚守城防，以待勤王之师。”
　　钦宗又问：“谁可为将？”
　　大臣们依旧沉默。
　　李纲看了两个宰相一眼，说：“朝廷平日以高官厚禄养着大臣，目的就是用于今日。白时中与李邦彦，虽书生未必知兵，然以其宰相之权威，亦足以号令将士上阵杀敌。况且，这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白时中恼羞成怒，厉声道：“难道你李纲就不能出战吗？”
　　李纲一看激将法成功，顺势向皇帝请命：“陛下若不以臣为懦弱，赋予臣兵权，臣愿以死相报！”
　　钦宗遂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兼亲征行营使，即日宣布京师戒严。
　　至此，如果李纲认为他已经成功说服了皇帝，那他就太乐观了。
　　钦宗皇帝一转眼就有个“一夕三变”在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