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是这样为杨荫榆“定性”的：“她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她的“罪状”之一是，在任女师大校长期间，开除了六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其中，包括许广平，以及鲁迅名篇《纪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
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他们曾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赵元任：多“好玩儿”的语言
赵元任（1892-1982），江苏武进人，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之一。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作为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傅鹰：被毛泽东“钦点”的教授
傅鹰（1902-1979），祖籍福建闽侯，生于北京。著名化学家，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留美归国后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厦门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
傅本立和他父亲傅鹰一样，一口京腔。
“他这人‘大不吝’，也就像是无所谓的意思。”
因为傅鹰的磊落耿介，他曾被毛泽东“钦点”过两次。因此，他在“反右”斗争中竟奇迹般地与“右派”擦肩而过。不过，这种“大不吝”的性格，最终让他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
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为发动“反右”作了思想铺垫。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到当时的整风和批评运动时，认为“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
毛泽东还有一篇指示，没有公开发表，但已为许多党史研究者所引用，并收入内部发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这就是1957年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其中写道：“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
即使在今天看来，傅鹰在当年的这些尖锐的言论也有些“惊世骇俗”。从几个小标题便可见一斑：“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等等。
这就是傅鹰。上面让“大鸣大放”，他真的就“大不吝”地开始鸣放，把他所看到的现状和盘托出，没有任何隐讳。“反右”中，因为有过毛主席的一番话，得幸免于这一场灾难。“文革”开始后，傅鹰不再有“反右”中的“幸运”。他和北大校长陆平、历史系教授翦伯赞共同成为重点批斗的对象。傅本立回忆说，一次父亲被拉去批斗，眼睛都被打紫了。他陪着父亲回到家，感到很气愤，于是问父亲：早知今日落得这个地步，当初选择回到新中国后不后悔？父亲回答得很干脆：不后悔！
杨晦：沉默的五四英雄
杨晦（1899-1983），原名兴栋，字慧修，后因痛感社会黑暗，改名为晦。辽宁辽阳人。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
杨晦被认定为一个英雄。成就英雄的舞台背景是五四运动。“大师传略”中关于杨晦一条这样写的：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为火烧赵家楼领导者之一。
但他始终沉默着。
杨晦的老友臧克家曾回忆说：“我读到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别的老同志所写的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回忆录。文章说，当年冲在前头，越墙而过的有七八个英雄人物，杨晦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与杨先生相识这么多年，未曾从他口中听到这消息。”
他一个学生黄修己说：“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了。”
2004年5月19日，杨晦的小儿子杨铸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感觉那个时期北大的风气始终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参加五四是很自然的事。后来传得比较神了，好像说他是第一个跳墙进入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学生。我父亲曾经偶尔提到过，他肯定是比较早进去的，至于是不是第一个，他的原话是‘不一定’。他从来不认为他当时是领导者，而只说是一个参加者。”
从1950年直到“文革”，作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杨晦有一句流传广泛，并深刻影响了中文系学风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在他看来，作家不是靠大学里的学科教育和学术训练就能培养得出来的。
杨荫榆：找不到真实面貌
杨荫榆（1884-1938），江苏无锡人，女教育家，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期间，未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受到鲁迅等著名人士的谴责，不久被迫辞职。1938年1月1日在苏州斥责日军暴行被杀害，时年54岁。
查阅北大图书馆各种资料，没能找到一张杨荫榆的图片。看来，她的真实面貌，只能随她那代人的离去而离去了。
钱钟书夫人杨绛在提到她的这位三姑母杨荫榆时曾说：“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说，在对杨荫榆的评价上，人们在回忆文字中所提及的她死于日军杀害，和当年鲁迅对她的批评，两者并不矛盾。
记录在“正史”上的杨荫榆，是那个曾被鲁迅批评过的杨荫榆。
鲁迅在《“碰壁”之后》中有过一个比喻：杨荫榆视校长学生之关系为婆媳关系，以婆婆自居，视学生为童养媳。在《女校长的男女的梦》中，他指责“杨氏的诬妄”，“诬蔑是她的教育法的根源”。《寡妇主义》也是暗中讥讽杨荫榆之作。
《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是这样为杨荫榆“定性”的：“她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她的“罪状”之一是，在任女师大校长期间，开除了六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其中，包括许广平，以及鲁迅名篇《纪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
女作家苏雪林曾经不满地说：“她（杨荫榆）原是已故某文学大师（鲁迅）的对头，而某大师钦定的罪案是从来没人敢翻的。”
有关杨荫榆的殉难，似乎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正史”的文字。
被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之外的作家苏雪林，在上世纪30年代末的一篇纪念文字《杨荫榆之死及其它》中写道：
数月前一位旧同学从桂林来信告诉我说：“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已于苏州沦陷时殉难了。”说荫榆先生办了一个女子补习学校，苏州危急时，有家的女生都随父母逃走了，还有五六个远方来的学生因为归路已断，只好寄居校中，荫榆先生本可以随其亲属向上海走的，因要保护这几个学生，竟也留下了。“皇军”进城，烧杀淫掳，有数兵闯入杨校，见女生欲行非礼，荫榆先生正言厉色责以大义，敌人恼羞成怒，荫榆先生被敌军踢下桥去，又加上一枪致命的。死状之惨烈，我想谁听了都要为之发指，为之心酸的吧。
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也提到了杨荫榆的殉难：
1938年1月1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
在杨荫榆殉难之前19天，1937年12月13日，在距离苏州并不遥远的南京，杀害她的这支军队制造了一场大屠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