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风

党国英先生是我很敬佩的一个经济学家，他在从事经济学研究之余，写有大量经济随笔、小品，可谓字字玑珠，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但他《成就专家治国》一文中有些观点我不敢苟同。 　　文章认为，全世界都流行专家治国。目前，中国的治国主体已经是专家队伍。他似乎特别欣赏专家治国，甚至认为：“工程专家的科学专家素养会让他扪摈弃曾经浪漫主义的想当然的行为方式，治国可以看作一项工程，会讲规律，讲协调，讲效果；如果错了，他们还会改正，就像修改设计图纸一样”。 　　在今年“两会”上，有越来越多理工和经济背景的代表进入中央和地方政治高层，而所谓“海归派”也开始进入“内阁”。有人据此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专家治国的时代；媒体也对此也进行了一番炒作。实际上，在高层正式文件和讲话中，并没有提倡专家治国的论断，这只是一些人的臆测和曲解。笔者认为，过分渲染“专家治国”，是一种埋藏着危险因子的论调。 　　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国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本质上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的、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关。国家虽然有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职能，但同时属于精神和意识领域范畴，远不是一台机器那么简单，治国者可以“像修改设计图纸一样”那么挥洒自如地涂涂抹抹。她有生命，有精神，有灵魂，有追求，会作恶，会行善，会理智，也会癫狂。她更多不是一堆物质的堆砌，而是一个活的人群的集合。治国者要有一种宏观的、见微知著的调控能力，有一双能够左右时局的大手，极具鼓动力的情感和智慧的大脑。所以，治国者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家，而不只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或“精英”。特别是在目前中国，“讲政治”仍然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其次，中国目前政治高层的理工专业背景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不代表专家治国已经作为一种制度性的政体固定下来。 　　其三，片面强调专家治国，以为专家治国可以对症下药，包治百病，这同样是一厢情愿而有害的。政治家就是政治家，他具有超人的胆略、远见和洞察力，具有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具有超出一般人的雄才大略和气魄、气度。而过于拘泥于某一专业的专家，却不见得具有此等禀赋。比如机械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片面主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容易陷入事务性的枝枝叶叶，搞小的修修补补，而不识全局、大局；追求短期行为，缺乏深远的历史、文化、军政方面的修养，在国际交往中举措失宜，损害民族和国家长远利益等等。过于推崇专家治国就像对科学的迷信一样，会造成国家大方向上的迷失。 　　国外这方面有失败的经验，比如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曾经信奉专家治国，结果弄得一团糟；俄罗斯听任ＩＭＦ专家搞休克疗法，结果适得其反。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有人以为是凯恩斯的功劳，实际上相反，是罗斯福新政给凯恩斯理论提供了范本。据经济学博士熊贤良考证，标志着“凯恩斯革命”的是凯恩斯１９３６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罗斯福新政早在１９３３年就开始了。 　　笔者认为，很重要一点是，中国下一步急需“法家”治国。因为专家治国说到底，不过是精英政治的同义词。传统专制政治和现代民主政治都包含精英政治的因素。依靠精英政治，虽然可以解决所谓“多数人无能”问题，“实是以封建之思维诠释现代之理念”，弄不好就成了“新罐子装陈汤”。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代表作之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主义》中对民主政治的定义是，通过职业政治家个人之间竞争人民投票的方式取得政治决定权的制度性装置。该定义至今仍然被奉为经典，是因为它摈弃了全民执政的直接民主主义的空想，也避免了少数人的专制，从而把民主主义与专家治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市场的内生需求要求一个完善的法制保障，需要整合一个决策力和行政力以及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力这样一个正金字塔式的动态而稳定的结构，否则将步入无以为续的境地。（《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3年第二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