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列车时刻表挂在油漆斑驳的墙面上，售票员曾永仙看也不看一眼。她面无表情地收钱、出票——25年了，每一趟列车她都熟记于心。
这是义乌旧火车站的车票代售点——退休之后，52岁的曾永仙仍旧在这里卖票。
并不便宜的票价和她的收入不成正比——2005年的最后一天，曾永仙退休前的最后一张工资条上，写着“实发工资627.97元。”近十年来，这个数字始终在500-650之间徘徊，加上奖金，她的收入不到1500元。
曾永仙说：“铁老大其实是铁公鸡。”她说，自己一家五口、祖孙三代都在铁路一线工作，但收入和电力、电信这些同为垄断的行业相比，有太大的差别。
这个铁公鸡是中国最后一个计划经济堡垒——仍需要周期性行政报批的刚性价格，仍没有一个使企业收入、成本、利润市场化、真实化的清算机制。过去的十年，政企合一的铁路系统没有像其他垄断行业一样获得超额利润。
“我不知道什么改革，不过我的基本工资十年没涨过。”而这十年，是中国社会工资提升幅度和速度最快的十年。曾永仙也听说，段长的基本工资只比自己多1000块，但最终到手的总收入比她多六七倍。
“我们就是吃大锅饭，只不过有的人还能弄到别的钱。”曾永仙很明白自己的处境。
幸福时光
1949年，在距浙江省金华市不远的塘雅镇上，曾的父亲当上了铁路工人。1979年，干了30年扳道工的父亲终于退休，攥在手里的是54块钱的月退休工资。曾永仙顶替父亲退休的空缺，成为塘雅火车站的一名站务员。
曾一个月能拿25块，这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收入。虽然塘雅镇的小火车站只有4辆慢速客车和不多的货车停靠，但到2001年小站职工增加到20多个——子承父业，员工只进不出，铁路大军人数在疯狂膨胀。
20年过去，曾永仙的收入从25元变成1500元(包括奖金)，一年18000元。1999年，她的葡萄大户邻居一年的收入也不过15000块。相比身边的好些亲戚朋友，曾的收入更要多出一倍。
曾永仙的老姐妹艾春同样很满足。艾春1979年大学毕业后，做过铁路分局管辖的中学老师，二级火车站的客运主任、工会主席。1990年的时候，艾春一个月的收入有700块左右，这比当时她所有的同乡都高。
不仅如此，艾春说，铁路系统就是一个小社会——学校、医院等样样齐全。艾春和大多数铁路职工享受了优厚的福利待遇。曾永仙记得自己去金华铁路医院看病，只要给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打针都不用自己掏钱。
这种骄傲一直维持到2000年——铁路系统开始改革，曾永仙和艾春觉得，她们的幸福时光开始黯淡。
2003年开始，铁道部进行全行业主辅业分离改革——医院、学校都已经不再属于铁路王国。曾永仙说，现在她只能在义乌几家指定的医保定点医院看病，药费越来越贵。
好在女儿已经开始工作挣钱——在苏州铁路机械学校中专毕业以后，曾永仙的女儿进入铁路杭州东站工作，虽是软席值班员，比起同年龄的杭州姑娘，女儿仍是囊中羞涩。
2005年路段合并改革，原属诸暨车务段的曾永仙成为金华车务段一名售票员。“原先的奖金有五六百，后来只有三百多了，年终奖也没有。”艾春说，并入金华之后，多了外人吃油水，曾永仙的奖金跟着就少了。
到2005年底曾永仙退休时，她和她丈夫——义乌火车站的水电工——两个人的收入加在一起不到2800元一个月。在小商品经济极度发达的义乌市，这样的家庭收入滑到了平均线以下。
大锅饭之外
专家说，曾永仙和她的基层同事们，吃的是典型的政企不分大锅饭——无论客运货运，所有的钱都上交，18个路局最终收入由铁道部核定。每个路局或站段，什么工种，岗位工资多少，全国是统一的。
但人们说，铁路上工作的人，都会利用各种手段在工资之外弄钱。
“但我是个老实人。”曾永仙说，从义乌到昆明的卧铺票一共只有4张——没有人可以从窗口买到，他们都在站长和客运主任手里，要找关系才能买到。
而她的同事——包括那些穿制服的推手推车的，收入也需要上交列车所属的客运段；那些不穿制服的手推车属于非铁路系统员工，他们跟列车长和车站有着事先的默契。
还有人收入更高。曾永仙在武汉铁路局的朋友说， 2000年之前，一个列车长每月非工资收入就能过一万——这需要通过多种手段，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