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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一道难绕的“坎” 走进合肥市“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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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6-2 出租房屋是“城中村”居民一项主要收入。“洗脚上田” 之后，他们与城市生活还有一段距离 　　 张大郢村在周谷堆水果批发市场对面。走到里面，只见狭窄的小巷横七竖八，两边是各种店铺，有旅馆、粮店、诊所、美发店等，小摊点见缝插针。傍晚时分，这里像赶集一般热闹，骑自行车的、蹬三轮的、拉板车的、挑着担的、夹着包的，从各个路口流入。不同口音的吆喝声、询问声混杂在一起。 　　年近50的蒯林全身心经营着近30间出租屋。蒯林家原本有两排平房、一个院子。十年前，他把一排平房改建成三层的楼房。前年，又在以前的院子里建起了一幢四层的楼房。面积小的每月100元，面积大的每月160元。靠出租房，蒯林每月有近4000元的收入。村中有临街门面房的，月收入多的有1万多元。 　　蒯林说，管理出租房操心的事太多了。哪个房子有损坏，都得忙着修理。最头痛的是安全问题，房客住在这，就得对他们负责。所以，每天深夜两点之后，等所有房客回来了，锁上大铁门，蒯林才能安心去睡。蒯林说，曾有两名“小姐”租房，每天都折腾得很晚，后来他不得不找法子将她们轰走了。蒯林说，他家还有一排平房，等有了资金，准备盖一幢楼。说这话时，蒯林正翻着一个本子，本子上记着当月的收支明细账。 　　“城中村”的居民大多如此，不经营庄稼而经营房子，房子越建越高，越建越多。因而村中的房屋密密麻麻。 　　位于五里墩立交桥北的东兴庄，在实行“村改居”后，划归安农院居委。东兴庄有常住居民456人，村民的主要收入也是出租房屋。两年来，社居委多方努力，也不过安置了8名居民就业。其原因，社居委主任卜??认为，主要是由于村民没有一技之长，又不愿做苦累话，所以难寻岗位。居民们上午一般都忙家务，下午，主要就是聊天、闲逛、打牌、打麻将，日子悠闲自在。 　　在城市扩张过程中，郊区农民“洗脚上田，洗澡进城”。然而，洗脚、洗澡之后，他们并没有过上真正城里人的生活。就业困难是一方面，生活质量也没有得到多少提高。比如厕所问题。家里没有卫生间，还是上公厕，而公厕基本上都是旱厕，恶臭熏人。天热时候，一些地方简直无法呆下去。一些村民在出租房中自行设计了能小便的洗手间，每间房每月租金就要高30元左右。 　　 “城中村”的存在，给收入相对较少的人们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出租房。很多人的城市梦从这里开始 　　 省广电中心大楼脚下的文明村，是合肥一个比较典型的“城中村”。这里有常住人口350人，流动人口一般情况下逾2000人。居民陈志萍两幢出租的小楼有16间房，房客大多是从全省各地来做小生意的农民，另外2名房客属于上班族，单位没有分房，暂时寄身于此。举家而来的，门前都放着煤炉。这里没有管道煤气，烧液化气又嫌贵了。小院子里斜拉着几根尼龙绳，晒着五颜六色的衣服。 　　来自庐江县白石山乡的张某一家就住在一层。3口人住在这仅仅20平方米的房子里，中间用帘子隔开，女儿睡在里面，夫妻俩睡在外。老张夫妇俩来合肥闯荡已有6年多了，收废铁、送纯净水、贩菜，都做过。老张说，家里有3间瓦房，住得宽敞，但是种粮不赚钱，在家呆着哪行。在这虽苦一点，但不管怎么说，比在家收入高多了。只要能把女儿培养出去，再苦一点也值。除了像老张这样进城打工或做生意的人之外，院子里还住着两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广东省一家企业安徽分公司工作。两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再过两年按揭买一套住房。 　　在张大郢村一个单门独院中，住着来自六安市沛东乡的秦家胜一家3人。每天6点钟，老秦就和妻子一道，拉着板车，来到安庆路，收集废品，然后，赶在8点钟返回。否则，被交警看见了，又得罚款。拉回两车废品，堆在自己所租屋的院子。接下来，夫妇俩开始分门别类清理，整理到一定数量，就打电话让人运走。 　　老秦夫妇俩来到合肥已经近10年了。前些年，老秦一直都是拉着板车，到处翻捡垃圾，从清早忙到天黑。这两年摸到门路，上了“层次”，已不必自己翻找，集中定点收购即可。老秦说，再过一些年，也许能再上一个“台阶”，坐在家中收购废品了。老秦夫妇育有一女，已经读小学六年级了，每学期要交600多元学杂费。老秦说，当地人子女上学只需交一百多元，国家说本地人外地人应当一样看待，但没人管这事。老秦每月毛收入能有1000多元。只是女儿的学习成绩不太好，成为老秦的一个遗憾。 　　 治安、卫生、消防、教育等问题，使“城中村”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顽症” 　　 “城中村”特殊住房结构和居住人口，使其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难点。“扫黄又打黑，除暴又安良”、“防火防盗，警钟长鸣”等标语，张贴在各个村子显眼位置。由于治安问题严重，各居委会都成立了治安队。仅周谷堆居委会就成立了一支30余人的治安队，日夜巡逻。